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旱母牛殖鼋Ｇ庞牍鸬穆痰兀旱酱κ谴写涞牟萏常菊さ墓派疟咭裣碌穆堂危旱裣率说耐碇印泄级茄堑拿位茫谡庖蝗喝酥幸恢币肿拧Ｓ捎诖耍皇币参酥诙嗟哪抗狻！�
3
最初的时候，《新月》以文学为主，并不怎么涉足政治，后来才渐渐对时局发话，自由主义倾向浓烈了。讨论中国现代知识群落的审美走向西化之梦，《新月》能给人提供丰富的话题，刊物引起的争鸣在今天亦难否定其大的意义。鲁迅就曾讽刺过《新月》的态度，至今仍受到新自由主义文人的指责。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及知识阶级的价值取舍。其实文人的干政，常常是诗人式的单相思，政客们对其言论或压抑，或不理，作用多大还是个疑问。鲁迅与胡适、梁实秋等人的冲突，在蒋氏王朝看来不过是读书人的喧嚷，独裁者对文人者也，并未放在眼里的。
而《新月》里的诗人的吟咏与批评家的自语，在文坛有不小的影响。连激进主义文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修养迥于别人。我们拿徐志摩为例，他的诗就真而精美，像个天真的孩子，未受伪道学的熏染，如一泓春水，清凉而爽目。他的爱情诗写得尤为大胆，并不见猥亵的毛病，倒让人对其纯真之气表示新奇。他的散文也很溧亮，虽有点浓艳，过于抒情，可在学理上与为人的态度上都不能说是陋俗的。他推崇的作家比如易卜生、拜伦、萧伯纳，左派的作家也并不拒绝。有时看法还很接近。心目中喜爱的一些作家，其实也有激进与忧郁的色泽，比如曼殊斐儿，就感伤而压抑，甚至亦有病态的美，但在他和陈西滢的眼里，因为属于高贵的精神遗存而被不断肯定着。还有拜伦、易卜生，左翼作家看到了反抗与社会批判的伟力，而《新月》杂志的作者则赞美的是那超俗的品格。徐志摩嘹望西洋文学，常常把复杂背景简单成几个观点，抽象为一种教义。剩下的只是唯美的象征。有时你觉得他确实是皮毛的感受，深的精魂是缺失的。但他纯情、果敢、天真，在最苦恼的日子里，仍不忘怀于美丽的夜莺的鸣唱。他的诗没有胡适的乏味，亦无闻一多的格律，而是心性的自然喷吐，有时失之简单稚气，和过于自我，但谈吐中的快意我们是读后难忘的。他的散文也颇具特点，没有一定的程序，笔到意到，绝无庸人之累，轻松得没有枷锁。梁实秋在《徐志摩的诗与文》文中说：
讲到散文，志摩也是能手。自古以来，有人能诗不能文，也有人能文不能诗。志摩是诗文并佳，我甚至一度认为他的散文在他的诗之上。一般人提起他的散文就想起他的《浓得化不开》。那两篇文字确是他自己认为得意之作，我记得他写成之后，情不自禁，自动地让我听他朗诵。他不善于读诵，我勉强听完。这两篇文字列入小说集中，其实是两篇散文游记，不过他的写法特殊，以细察的笔法捕捉繁华的印象，我不觉得这两篇文字是他的散文代表作。《巴黎的鳞瓜》与《自剖》两集才是他的散文杰作。他的散文永远是亲切的，是他的人格的投射，好像是和读者晤言一室之内。他的散文自成一格，信笔所之，如行云流水。他自称为文如“跑野马”，没有固定目标，没有拟好的路线。严格讲，这不是正规的文章做法。志摩仗恃他有雄厚的本钱——热情与才智，故敢于跑野马，而且令人读来也觉得趣味盎然。这种写法是别人学不来的。除志摩的诗文受到好评，也缘于其人缘之好。周作人、胡适、林徽音对他都有好感与友情。林徽因夸赞他是“纯净的天真，对理想的愚诚”，大概写到了本质。我猜想创办《新月》的目的大概为此，即把心的诚奉献给世人，且让更多的人汇聚于此，那更有意味吧。
和徐志摩有相近的热度的闻一多，也是《新月》里耀眼的诗人。他和梁实秋、徐志摩有很好的交情，审美观差不多是叠合的。年轻的闻一多是个唯美主义者，自己深信为艺术而艺术乃永恒的追求。他在美国学的是绘画，而自己颇为敏感的却是诗歌，由美术而为文学，在他是因诗的冲动浓于色彩的冲动，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有了雕塑与油画的味道，一起笔就有了不凡之气。闻一多写诗受到了英美传统的影响，这与徐志摩没有什么不同。差异是前者的情感是内敛的，寻找到了一种格律，所谓带着镣铐舞蹈者正是。后者则奔放不羁，没有外在的束缚，信马由缰的，是赤诚热情的。闻一多的诗比徐氏要多一份忧郁的东西，内涵不都是己身之苦，还有大的悲悯在。他不像徐志摩被单一的爱欲所囿，心绪与社会的苦难也深深交织着。《新月》前后的闻一多，相信纯净之美的伟力。他认为美的精神是有其内在秩序的，这和胡适确信治学必有一种正确的方法一样。其实那时《新月》的作家都差不多认为艺术是有一种信条的，每个人都在依偎着这样的信条。闻一多在《新月》上曾介绍过白郎宁夫人的诗及欧洲的“先拉飞主义”。这些译介有他的价值走向，那就是对超功利的美的静观，从复杂的艺术史里摸出一条光明的路。他那时何尝不是陷入黑暗之中？唯有艺术女神的光影，才是心里的唯一，他这样想。
比较《新月》派的作家，闻一多和徐志摩一样，兴奋仅在美学上，顶多是从诗文里涉猎到现实，但也只是涉猎，重点还在美的精神的营造上。不像罗隆基、胡适、梁实秋有较浓的思想倾向，或对政治现状发言，或回答文艺思潮中的难题。连同沈从文、凌淑华等人，也无政治倾向的冲动。他们还是较单一的书生，外面的风风雨雨，似乎与其还有很远的距离。在徐志摩看来，办《新月》乃力主创作，希望在中国能出现曼苏斐儿那一类精致的作家，而他的友人闻一多、沈从文正是往这条路上走的人。徐志摩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艺术女神的姿影，《新月》创刊初期，看到一本精致的杂志问世，他内心一定是得意的。
4
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人，那是文化生态使然，校正着文坛单一化和功利化的一面。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些文人以美为极致的存在，且顶礼膜拜，是有种类似宗教的冲动的。他们认可泰戈尔的宁静里的肃穆；热爱白郎宁夫人的赤诚；欣赏波特莱儿“性灵的抒情的动荡，沉思的纡遛的轮廓”；礼赞罗艾尔诗中的印象色彩。大凡有神圣灵光的艺术之作，悉入眼中，不分中外，既引介域外诗神，又研讨传统诗文，给人宽厚的感觉。《新月》派里的人热衷纯粹之美，对杂色与晦暗殊不满意，以为是乱世之音。本来他们可以接自己的思路平静地走下去，无奈有几个作者耐不住寂寞，遂引来一些论战，在文坛的声势反而更大了。梁实秋在那时是《新月》的理论家，许多看法集中了众人的观点，但又自成体系，精神从其老师白璧德那儿过来，把古典主义美学情调加大了。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都有着针对性，把左翼思潮看成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将精神源头直指法国思想家卢梭身上，以为其大有偏颇之处。这引起了鲁迅等人的不满，两人便交起锋来，遂留下了文坛的一段旧怨。
鲁迅看不上《新月》派，由来已久。因为那里的作者多是从《现代评论》派过来的，胡适、陈源、徐志摩等，他都不太喜欢，要么拿其打趣，要么与之交恶论战。当梁实秋出现在上海文坛时，鲁迅似乎看到了陈源当年的余影。
1927年底，鲁迅看到了《复旦旬刊》发表的梁氏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时，觉得颇可商榷，遂写了篇《卢梭的胃口》，谈到评价历史人物时的尺度。梁氏以个人胃口来取舍历史人物是不确的。这篇文章并无什么恶意，真真是学理的交谈。梁氏却对此大为不满，遂作出自己的反应，与鲁迅的交锋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二，翻译中的硬译问题；三，关于批评中的态度。
1929年，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从人性论的角度抨击左翼文学的问题。应当说，有一些现象的把握，未尝不准，但立论却大有漏洞。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进行了反击，那文章写得很妙，为一般文人所写不出来的。梁氏认为：“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区别。”这等于说，人性是不变的，没有异样的统一体，而鲁迅则看到了人的进化与多样性，即社会属性。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还用归谬法，指梁氏“作品的阶级性和作品无关”、“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等看法的破绽。梁实秋明明主张文学无阶级性，但却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无疑是站在了阔人的立场上，故其文字也有了阶级性。人性的话题，要说清楚的确太难。要做超阶级的文人固然不可，但屁股总要坐在板凳上。而这板凳有人就座不起，身份不同也。《新月》那一派人，其实是有产阶级里的雅士，他们的趣味，未尝不是艺术精神中的一类，但以为文坛只应有此而无彼，气量就显得小了。
关于硬译现象，乃是一个学术问题，鲁迅和《新月》诸人未必看法一致。这是一个文字学与接受学的话题，观点分歧是自然的。梁实秋和徐志摩等人都喜欢翻译中的化境，即让人读得懂其意，达到中西合璧之效果。胡适看到《新月》上梁实秋谈翻译的文章，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并也参与讨论。不过梁实秋并不像胡适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