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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毕业分配时，我没去找余县长。这里小小地吹嘘一下，在学校里我算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一直干着学校里的团委副书记，人了党，又爱写写画画，还发表了几篇文章，正好团县委到学校要人，师范便把我推荐过来了，干宣传委员。
一般副县长是很少光顾团委这种部门的，直到余副县长干上县长了，主管全面工作了，才到团委来视察过一次，自然也要意思性地指导指导。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在膝头摊开记录本。他看了我一眼。不知怎么又看了第二眼。我这人很自重，一般领导来了我都不往跟前凑，不像有些人，一见了当官的就像苍蝇似的叮上去。余县长虽说跟我见过一面，还是我名义上的大哥，他认不认我这小兄弟是一回事。主要是怕他早就不认得我了。等这个小型座谈会开完之后，余县长在前呼后拥之下正要出门，脚跟一转。忽然朝我走过来了。他低声问，你怎么在这里？我晃晃手里的记录本，也把声音压得同样低了答。首长，我在把您的指示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呢！
他嘿嘿一笑，用拳头捣了一下我的心窝子，说。你这小子，怎么不去找我？
我说，大河边上的人都这死脾气，又臭又硬。
他更加乐了，因为他也是大河边上的人呢，我这明里是骂，暗里却为生长在一条大河边充满了骄傲，他还听不出。因为一条大河，我和余县长似乎有了某种心心相印的感觉。停了，他又问老人家怎么样了？我说还行。
那就好！他又捣了我一拳，说，小子，好好干，可别给我捣乱哪。
他上车走了，我突然有了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想起来，他也挺不容易，一个乡里孤儿，全凭自己一手一脚在城里打出一片天地，二十出头就干上了副局长，三十多就干上了副县长。要不是十年间那一场伤筋动骨的折腾，他恐怕还不止干上这个县长。他们两口子间的那个谜我后来也解开了，还挺惨。他挨整，蹲牛棚，揭发他的竟是他媳妇。那娘儿们把他担任水利工程指挥长期间的一本日记翻出来了，上记着老百姓怎样挨打甚至被打死的细节，他又是怎样痛苦、矛盾、动摇，可一想到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又为了赶在下一次洪水来临之前把大坝筑好，他又充满了革命斗志，心在胸膛里犹如一团烈火。然而，当他看见一个被打成重伤的人爬进指挥部，抱着他的腿喊救命，回首望去，那人从新挑的河坝上一路爬过来的痕迹，就像某种原始爬行动物留下来的遗迹，从那人身上滴下来的血，洒了一路，那一刻，他再也控制不住极度的悲伤，真的有了一种深深的犯罪感……
这本日记后来作为罪证被张榜公布出来，很多过来人现在还能背诵，太触目惊心了。他有罪，说句心里话，我也觉得他有罪，再让他蹲十年牛棚也不冤。问题是，如何给他定罪，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派说他是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派说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叛徒，不顾人民的根本利益。假慈悲，要撕开他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后来组织上给他平反，又说他功大于过，大方向是对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功也好，罪也好，千秋功罪，绕来绕去都绕不出人民这个怪圈。
我的心情也奇怪地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和我一样在故乡的大河边上长大的人，就像那条大河本身，它给你带来一次次灾难，每年不知要席卷多少无辜的生命扬长而去，又日复一日地浇灌着肥沃的田园．让一切的生命蓬勃生长，让那片河床美丽得不可思议。同样是一条河啊！
真的，是这个人，在我远离了那条大河之后，对这条河的体验反倒更加深刻了。
城里的日子过得很快，很难有记得住的东西。只要得空，我就会回谷花洲，回到大娘那破土院里，我琢磨着，该给大娘把这院子、房子修整修整了。
大娘还是那么忙碌。几个月不见，我发现她整个儿缩小了，不单是瘦的缘故，大娘老了。我都老大不小了，她也该老了，衰老和成长属于自然规律，这是没办法的事。老太婆老得挺精神，骨子里有股清干味儿，又爽又干净。现在种的是自己的地了，再也不用谁来指手画脚了，干起活来特卖力，这是她一生最后一把力气了。大娘感到从未有过的自信和轻松，可是毕竟是老了，从地里回来，连走路都打盹儿，一坐下就会打瞌睡。人一老，又显得格外清醒，余生的尽头就看得见了，回头看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我又看见她年轻时的样子了。她抱着膝头坐在河谷离水最近的一块石头上，朝河水流来的那个方向长久地凝望着。她在看什么呢？我不禁想起了那个月夜，那些突然涌现又迅速消失了的桃花水母，大娘的一生，也不过是一瞬即逝啊。
大娘在地里干活时，我也想帮她干点儿什么，可也只是想想。大娘啥也不让我干，她说我天生就不是这块料。她是笑着说的，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的思路一下子停在了这个原来不曾想的问题上。大娘天生就是农民，而我天生就不是。所以，我就可以穿着短袖衫、笔挺的西裤、闪亮的皮鞋，头上还戴着一顶软边宽檐的遮阳帽，站在田埂上看她弓着身子=F活。没人会觉得这很奇怪，你要觉得奇怪那就太矫情了。
大娘是那种一拿起锄头就会把一切都忘掉的女人，这个时候她根本不会觉得有人站在田埂上看她干活。大娘把手里的锄头抡起来，猛地挖下去，臂膀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她所有的力气，她的全部精神气儿，就上了那把锄头，那坚硬板结的土地，就松了，软了，呼啦呼啦地像水浪一样汹涌了。这时你会觉得劳动真美啊，那诗样的东西便开始在心中涌动了。同样也没人会觉得这很奇怪。何况还有那么多让人高兴的事，大娘的小土院里，从地里收来的稻子、棉花、黄豆、芝麻都快堆得盛不下了。谷花洲原来很少有关门上锁的习惯，最多也就找根树棍支上门，怕鸡呀狗呀撞进门来，可现在，大娘就像个又小心又多疑的地主婆了，每次出门，在大门上挂上将军锁后，还要在那锁上摸索一阵，看是否锁牢了。
看见我咧嘴在笑，她脸上泛起了红潮，天真快活地说道，日子刚好过点儿，就让贼娃子盯上了哩，这窝里已被贼娃子掏过好几回了哩。
我问她，捉到那贼没有？
贼得很呢，哪能那么容易捉到啊。大娘摇着头，突然又朝某个角落里瞪了一眼，好像这贼娃子还躲在这小土院的某个角落里。等哪天捉到了你个贼娃子，我要剁了你的手，看你还敢！
大娘凶巴巴地说。
没想到那贼娃子后来还真给村里人捉住了。我那时已离开了谷花洲回县城了，后来听说，村里人把那贼娃子绑得像个粽子，吊在村口的老槐树上，那些被贼偷过的人家，都围上来揍他，手里操个什么就使上什么，扁担锄头一齐上，小孩子拉开弹弓把那贼娃子当靶子操练。我大娘也从家里赶来了，手里还真操作一把菜刀。可走到大槐树底下，一看那贼娃子，大娘两眼立刻就红了，那贼娃子已被打得半死了，一身都是血啊。大娘看得满眼是血，就求村里人莫打了，虽是个贼，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啊，也是十月怀胎啊，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哪能经得这么去打。我大娘给村里人下跪，作揖，求他们别打了，可他们却打得更上劲了。血是让人伤心的东西，也是让人兴奋的东西，那贼娃子身上流出来的血越多，他们就越是打得凶狠。我大娘不下跪了，不作揖了，她从地上一跃而起，挥着菜刀就朝他们扑过去。
你们谁敢再打他一下，我就跟你们拼了！大娘悲愤地喊着，一双眼更加血红，把那些打人的汉子，逼得一个劲地后退。我的大娘，一个孤老婆子，她拿什么跟这些人拼，一条老命而已。她命太贱，命太贱了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力量，谁都不愿跟她去拼命，犯得着吗，值得吗。
大娘把那贼娃子救到家里，给他抓药疗伤，给他炖鸡汤补身子。叶四海说，你该不是老糊涂了，想收这贼娃子做崽吧，那可真成贼崽了。大娘说，这你别管，虫子蚂蚁也是条命哩，是条命咱就得救。叶四海翻着眼皮说，我怎能不管？你以为大集体散了，没人当家主事了？我还是村支书哩！
大娘说，那你就更该帮他，共产党哪有见死不救的？
叶四海没话说了，不再撵那贼娃子走。跌打损伤，吃了几十服草药也不见效，大娘不知从哪里讨来一个土方子，给那贼娃子灌粪。还别说，这方子特灵，大娘每天早晨从茅房里舀了老粪汤，拌了红糖，给那贼娃子喝，就像当年给大伯灌中药。乡下女人有乡下女人的强悍、蛮横，那贼娃子一个劲地喊，啊，臭，臭啊！随着这痛苦的喊声，老粪汤一碗碗地给灌进去了。大娘好爱干净的人哩，也不知她是怎么憋住了那股恶心劲儿。
那贼娃子在病榻上躺了差不多半年，终于能下地走动了。人还瘦得很，不住地颤抖皮包骨的手。大娘怕他路上出事，说，娃呀，你要不嫌弃我这个孤老婆子，就住下吧，我给盖明三暗五的瓦房，给你娶个姑娘做你的媳妇。你莫看这乡下人生活苦，活累人，就是再苦再累，也比做贼强啊。
可那贼娃子趁大娘没在家时还是走了，还顺手牵羊偷走了大娘压在床铺底下的五百多块钱，那是大娘卖了粮谷攒下的，在床铺底下压久了，票子黏糊在一起，撕都撕不开。大娘坐在一堆鸡毛旁发了一下午的果。一笼的鸡也全杀光了，给那贼娃子养身子，这鸡毛是等晒干了去收购站卖的，多少能换几个油盐钱。村支书叶四海从小土院外边走过，看见大娘发呆，他就像个显灵的菩萨，我算过灵八字吧，你个孤老婆子想崽想疯了哩，着了魔哩，狗能改得了吃屎？就可惜了你那一笼鸡，白给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