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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把这几天的报纸都拿给了他们，有《羊城晚报》、《新快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这个惨剧。张同找了几篇报道，读给两位老人听。有的读过后，郭瑞仁自己又拿起来，戴上老花眼镜，再仔细地看一遍二遍，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做。报道里市民也在问这是为什么。公安已经在立案侦查，也想查个水落石出。几家报社都登出了举报电话，号召知情者提供线索。
最早打电话给报社的是一位姓万的女士，她说事发当天上午8时30分，她在上社牌坊见过郭运，他当时正躺在地上，上身的衣服有几个扣子是解开的，他背贴着地，用手和脚移动，见到人就叫帮他报警。但半天也没人理他。他突然站起来怒吼了一声：“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当时围观的很多人看到他这样都拿出电话来，我以为他们都在替他报警，由于急着去上班，所以我就没打电话。如果当时有人帮帮他，也许就不会有随后的惨剧发生了。
读到这里，郭瑞仁站了起来，“唉！唉！城里人为什么这样无情！我们黄包包村，莫说这么多人，就是只有一个人在也会帮的，看着别人有难不伸手，良心都被狗吃了！”
张同再往下念：另一位读者打电话告诉报社，他曾经在9月2日早晨搭乘郭运前往棠下。时间是早晨6点10分，讲价五十元。可是，一到那里，郭运就冲进治保会，连钱也没有给。这个不肯留名的读者还说，郭运在摩托车上问他，哪里可以买到炸药。如果愿意带他去买，他愿出一千元。他要买炸药报复社会，同归于尽。
郭瑞仁这时没有吭声了。他知道儿子这样想是不对的。
下面是记者到现场的报道。“记者根据电话提供的地址，到棠下寻找目击者。记者找到路边一位擦鞋的妇女，她姓康，9月2日那天不到7点，她就出摊了。她告诉记者，她才坐下来两三分钟，就有一辆摩托车载着一位男子从牌坊进来，开到大光药业公司门口时，不等摩托车停稳，他就跳下了车，连车后面的编织袋都不拿，跑向治安队值班室，向里面的治安员求救：‘有人追杀我。’有治安员出来看了看，这人身边没有其他人，不像被人追杀。治安员就没理会。他很是生气，两次用头撞墙，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跑到马路上，仰躺着喊：‘有人杀我，报警！’声音很凄惨。
“摩托仔可能觉得他很古怪，拿下那个编织袋放在垃圾回收站旁，也没找他要车费就走了。一名环卫工说，她曾看到那个编织袋里装着一些旧衣服。有一个捡垃圾的想拿走编织袋，被她制止。后来围观的人太多，她也没留意编织袋到底被谁拿走了。他躺在路上打滚，求路人帮他报警。他后来还去一家士多店买了瓶矿泉水，对围观的人，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说，我没有疯，我真的看到别人杀人！
“旁边一家档口的老板说，他看见男子还从钱包里拿钱出来要给一个妇女，请她帮忙报警。但他没有看清男子钱包里有多少钱。
“记者又找到多位目击者，他们都说，从郭运在南国医疗门诊部附近打滚起，有个男子一直跟在旁边，还与郭运有过多次对话。这个男人大约三十岁，赤膊，高一米七左右，偏瘦，拿一把黑色长伞，说不标准的普通话。他从农贸市场出来，到旁边一面包店买过面包，后来还到上社牌坊旁的报摊买过报纸。”
龙上英说：“这个人是不是追杀运娃的凶手？怎么没人帮运娃，把坏人抓住？”
一家人沉默了。郭瑞仁说：“念完了吗？”张同点点头。郭瑞仁拿过报纸要张同指给他看。郭瑞仁看到记者采访文章旁边，有一个粗黑的字体打出的标题：“摩的司机和‘雨伞男’请联系本报”。内文是：“郭运到底从哪里搭的摩托车？是广州火车站吗？他到棠下上社干什么？这些疑问恐怕只有那名当天搭郭运到上社的摩的司机才能解答。希望这位司机能跟本报联系；还希望曾与郭运有过交谈的带着一把黑伞的男子跟本报联系。”最后一行是报社新闻热线的电话。
郭瑞仁跟龙上英说：“这里还有电话，摩的司机看到就会给报社打电话的，运娃怎么疯的，很快就清楚了。运娃能为自己洗清白了。”龙上英眼里有了一份期待。她找出另一份报纸，问张同这上面有没有，再给念念。
另一家报纸也登出了读者来电：“有一位大学老师打来电话，她说，那天很多人围观倒躺在地上、行为古怪的郭运，他一个大小伙子，哭哭啼啼，一定有什么异常。我看到后先问了他一句：你有什么事情吗？他马上翻身起来给我磕了个头，接着说：我今天上午刚下火车，有人追杀我，他们有三个人，一直在跟踪追杀我，我火车票还在身上。随后，郭运拿出自己的钱包掏出一张火车票。我当时没细看，就问跟踪你的人在哪里？当时，倒躺着的郭运指了指脑后方的一个人说：就是他！
“我望了一下他手指的方向站着一个男人，但好像没有什么表情。那男人三十多岁，平头，不到一米七，穿着灰色上装和长裤，手上也没有拿任何东西。
“我想再问郭运时，旁边突然有个手拿对讲机的男子用对讲机天线敲了敲我，这个人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你走吧！这个男人光着膀子，穿黑色长裤。我当时很害怕，就赶紧离开了，然后打电话报了警。我肯定他不是精神病，各方面都很正常，就是牙齿上都是血迹……”
龙上英听到这里大声哭了起来：“可怜的娃啊！叫你莫离开家，你一个人好可怜啊！是哪个没天良的要害你哟！你又没做对不起人家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害你啊！”
郭瑞仁自言自语着：“要是有个人在身边就好了！娃的命真苦！一个人在大街上当着这么多人哭闹，没有一个肯帮他，这世道是怎么啦？！”说着，泪水夺眶而出，心里的疼都扭结到了眉尖上。
出资的这家报社，记者也到棠下了解情况：农贸市场附近一档口老板称，事发当天郭运乘坐一辆摩的，在档口附近的治安岗亭对面下车，当时手里还提着一个条纹的编织袋，他下车后，把编织袋往地下一放，就直奔治安岗亭。他脸色苍白，神色慌张。
他到岗亭门口后，和治安员说有人要杀他，要他们赶忙报警。郭运刚说完，几个治安员就纷纷起身往外走，没有人问郭运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在治安岗亭待了一分钟左右也出来了。
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搞的，在治安岗亭门前站了一会儿后，突然用头去连撞了两次治安岗亭的墙。旁边那个治安员想拦都没拦住。撞得自己飞起。然后，他跑到马路中间，先是把手放在嘴里吹口哨，接着躺在地上大喊：我是贵州人，有人陷害我！要杀我！各位大哥大姐快帮我报警救救我！他在马路上大喊了一个小时后，仰卧在地，以四肢支撑蠕动。
张同不想再念给他们听了，两位老人早已痛哭失声。
他自己往下接着看。报纸还登出了中山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授的分析文章，教授说：从郭运一系列行为来看，他有可能是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产生幻觉，心理学上称为“被害妄想”。那么郭运行凶时为什么会选择小湘女为对象？教授说，患有“被害妄想”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发泄、逃避和躲避的行为，而且这个时候他想侵害的对象，会是一个相对于他来说较弱小的人。教授据自己的经验分析，郭运当时的举动也许是因为他长期受到的压抑要发泄，而这种发泄他已经难以控制；同时，他能说出“大姐，对不起了！”这句话，说明他当时的意识里还有一点正常人的意识。
报社记者去了火车站，找到9月2日到达广州的1320次列车，车上工作人员说，由于是大学新生报到时间，这趟列车上人并不少。有站着的。列车没有空调，是低档的“绿皮车”。由于列车上出现精神病症状的现象并不罕见，特别是在农民工回家、返穗高峰期，发病主要原因是身上携带现金精神过于紧张，或是人太多太挤导致精神崩溃，又或是在车上被骗子骗去钱财过分伤心等，都可能引发精神病。但1320次乘警长说，那天列车的秩序正常，没有发现有乘客出现精神异常现象。
十三
郭家人去了天河刑警大队，他们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们渴望知道真相。自己好好的孩子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了杀人犯？刑警正在对郭运死前的遭遇进行调查，警方还派了人到纳雍郭运的老家调查情况。郭运、小湘女都做了尸检。对于案情，警察没有半点透露。龙上英晚上不时在梦中惊醒，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郭瑞仁犯了胸口痛的病，一晚只睡一小会儿。他想到郭运走过的地方去看看。张同怕他伤心过度，身子受不了，一个劲劝说着。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报社接到又一个来电，报纸隐去他的姓氏，登出了他的电话录音——
我可以百分之百保证，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方便，我愿意带你们重新走一趟。
9月2日早晨5点多，郭运——我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他叫郭运——走出火车站站口，提着一个编织袋、一个行李包、一个红桶，提着很重的样子。他在地铁D3出口停留了一两分钟。有两个拉客仔跟他搭话，郭运没理。往旁边省汽车站的天桥走。他在上桥时遇到一个男的，男的胸前戴着“省汽车站乘导员”（省汽车站证实该站无此称号岗位和工作人员，编者注）的牌子，还盖有公章，郭运可能认为他是客运站工作人员。我知道他们是一伙的，都是河南人。在火车站一带拉客起码有五六年。他把郭运拉上了269路公交车。前面的那两个拉客仔也跟着上了车。三个人跟住了郭运。
早上6点10分左右，我拉了一个刚下火车的旅客到车陂路口乘去深圳的大巴，我恰好与郭运坐同一路车，座位与郭运一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