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独厚，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山的丰美和灵秀。所以，这里的女人总是那么柔媚鲜活。
在凤凰山的那座小山坡上，我们热烈地讨论着喜爱的文学作品，朗诵舒婷、席慕容的诗，谈论彼此的未来。我们曾执手“承诺”：“让我们纯洁透明如水晶的友情持续到永远。我们永远都不要属于哪一个臭男人，多好！”当然，后来她没多久就“抛”下我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对于她那样出色的女孩子，男人是不容许她孤独的，甚至来不及等她真正长大。
我们都喜欢用文字去表达内心，但我的文字都是信笔涂鸦，胡乱写在废纸上，没几天就尸骨无存，而芊芊却写成一篇篇的文章投到报社，换来不菲的稿酬和“才女”的名声。芊芊常常为怪我为什么浪费了自己的写作才华，那些涂鸦的文字如果整理成形，应该是不错的佳作。可零星的思想碎片可以闪烁耀眼的光彩，就像一颗颗珍珠，而我却无法用线将其串起来。或许，还是源于我天性的淡漠和懒散，我的内心只表达给自己看，别人的反应与我无关。
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位作家，一定是我不是她，因为我总是神情淡漠，若有所思。其实，芊芊的确是比我勤奋的，她可以整本地去背唐诗宋词，也可以整天整夜写她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她表面的时尚靓丽和活泼开朗掩盖了内心的细腻敏锐和丰盈善感。人们偏见地认为漂亮的女孩都是花瓶，是缺乏智慧和思想的，写作的女人都是因为容颜平庸无人理会才在文字里发泄自己或寻找感情代偿。哪怕外表美丽，也应该在现实世界里郁郁不得志，像见花落泪，对月伤怀的林黛玉。忧郁是作家起码的外表标签。
不能说这样的看法是错。事实上，芊芊的文字尤其是在诗里确实也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哀怨与忧伤。曾经有人惊呼芊芊文字的温柔无奈和外表的神采飞扬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女孩。我想，在芊芊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更隐秘、更幽深的世界，那是所有人都无法探知的，甚至是我这样自认对她无所不知的朋友。在那个世界里，她是沉静的，睿智的，甚至忧郁的，那是完全属于她个人的角落，只有通过她的文字偶尔可窥见一斑。骨子里，她有着文人的悲悯情怀。
但芊芊又是快乐的，活力四射的，她对生活充满了兴趣和热情。我喜欢她，很多时候，我的心总是沉在谷底难以自拔，而她一闹一笑，至少可以在形式上感染我，让我不至于总是那么消沉落寞。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无可救药。
想起来，无忧无虑的日子不是没有过。在5岁以前，作为父母的长女，我应该拥有过他们的呵护与宠爱，直到裴望出世。
这个白白胖胖的小人儿，有着粉雕玉琢的面孔，人见人爱。我清晰地看到，这个“天使”的到来，结束了我的童年。从此，我在父母眼里成为透明的玻璃人，只有叫我洗尿布或是递奶瓶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
裴望，我的弟弟，花瓣一样的嘴唇，玫瑰色的脸颊，笑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像天空镶嵌的宝石，莲藕一般的手臂在空中挥舞，漂亮得伤天害理。我喜欢他，就像喜欢我的布娃娃，他比任何一个布娃娃都可爱一百倍。
可是，我怀念没有他的日子。那时，我穿上海寄来的带蕾丝的短裙，红色的皮鞋。最让我骄傲的是一头齐腰的长发，妈妈醉心于在我头上变换花样，马尾辫，丫环髻，披肩发……五颜六色的玻璃发饰漂亮得像所罗门的宝藏。同伴们欣羡地叫我“小公主”，我在他们的羡慕和奉迎中陶醉。
是裴望结束了这一切。
妈妈不再有时间和耐心给我梳头，在那间理发店里，我惊恐地看到晶亮柔滑的发丝纷纷从空中飘落，像离开了枝头的花瓣，颓然地散落在地上，干瘪枯萎，了无生气。镜中的人影，支棱着一头参差不齐的短发，像一个不折不扣的丑小鸭。
我不能接受这副莫名其妙的怪模样，拉开嗓门委屈地号啕起来。妈妈却欣慰地说：“这下好了，省事了。”
我整日抚摸着我的玻璃发饰，哀悼着我美丽的长发、我欢乐无忧的童年。我不能止住我的悲伤，也不能止住对裴望的怨恨。所以，我亲他抱他，又会狠狠地掐他，往他的牛奶瓶里加自来水，听到他疼痛委屈的哭声，又怜惜又解气。
裴望经常拉肚子，半夜在惊恐中哭醒，他满月般的小脸迅速瘦削下去。
父母焦急万分，遍寻良医而不得要领。他们不会怀疑到我，6岁的沉默寡言的女儿。在大人的心里，孩子都是纯洁无瑕的天使。但是，他们决定将我送走，因为他们的精力不允许同时照料两个孩子。
6岁生日过了没几天，我被送往上海。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上海，有着别的城市没有的奢靡和繁华，一栋栋洋溢欧陆风情的建筑，犹如童话中的城堡，美得像梦。
下了火车，我怯怯地扯住爸爸的衣襟。爸爸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这使他的身躯艰难地佝偻着，像一个负重的民工。我意识到我们的穿着都很土气，因为周围那些清高的上海人对我们投以鄙夷的目光。
我们辗转乘了几路公共汽车，又穿过曲曲弯弯的弄堂，终于到达了一座小小的四合院。一个身形高大，相貌威严的老年妇人在屋里等待着我们。见到爸爸洗得泛白的蓝布中山装，她皱着眉，不快地说：“沪生，你真的是越来越土气了，跟那些乡下人一模一样。别忘了，你的名字是‘沪生’，别给阿拉上海人丢脸！”
爸爸尴尬地笑笑，拖过藏在他身后的我，赔笑着说：“妈，这就是裴裴。来，裴裴，快叫奶奶。”
我畏怯而戒备地盯着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妇人，她紧抿的唇角和轻蔑的语气让我感觉她很不欢迎我们的到来。我固执地闭紧嘴巴，不发一言。
“快叫奶奶呀！刚才不是才教过你吗？嗨，这孩子，怎么了！”爸爸不知所措地搓着双手。
“算了，乡下小囡，没见过世面。”应该被我称之为“奶奶”的妇人不耐烦地一挥手，饶过了我。
3天后，爸爸走了，我被留在了上海。
米兰·昆德拉说：“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是可悲的。”如果我有了孩子，一定不让他小小年纪就四处漂泊。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再奢侈豪华的环境也只是寄人篱下。
住在上海逼仄矮小的阁楼里，我怀想遥远的大山深处，那座安宁幽静的小小城市。
历史上的凤凰城，因为四处是原始森林，人烟稀少，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蛮荒之地，亦成为朝廷惩罚罪人的流放之地。写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大才子刘禹锡就曾被贬到凤凰城，由于好友柳宗元的说情，称凤凰城“地处荒蛮、非人所居之地”，才令皇帝开恩，换到了广西的连州。
大诗人李白也险些被流放到凤凰城，不想他刚刚走到白帝城，便接到赦令，欣喜若狂，留下《早发白帝城》的千古名篇陶然而归。
父亲因“历史的误会”被流放到凤凰城，我却因为裴望的到来被“流放”回上海，由此，“流放”便酿成我生命中永恒的底色。永无家园，永无归宿。
上海的家，只有爷爷和奶奶两个人。年轻时，奶奶是一个漂亮的富家小姐，骄纵而任性。她读多了古时的爱情小说，什么《西厢记》《红楼梦》《卓文君》……感动于穷困高尚的爱情，义无反顾地下嫁一贫如洗的长工裴南江。从“上只角”徐家汇搬到如今的“下只角”闸北区，栖身于这座破旧的小四合院里，直至辞世都不曾翻身。
结婚后奶奶才明白，父亲强调的“门当户对”是什么意思。不同的成长背景带来炯然各异的行为方式，横亘在原本两个世界间的这一道深深的鸿沟，穷其一生也不能够填平。而贫穷绝不像古书里描写的那般美妙和诗意，捉襟见肘、穷困潦倒的窘迫将奶奶的爱情理想摧垮。生性倔强的她不肯向娘家求饶，咬着牙承担起生活的重负。她生育了4个子女，失去了其中的3个，唯一幸存下来的儿子，又不得不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潮被远远“流放”到贵州省。
我不知奶奶是否曾为她的选择有所悔意，其实，就算她曾有过念头向娘家屈膝也求告无门。她的被冠之为“臭资本家”的父亲早已被人民所打倒，并踏上一万只脚。昔日的繁华早已如烟花般坠落，只是在她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会向我回忆她锦衣玉食的旧时生活：打蜡的木地板、水晶的大吊灯、如云的下人老妈子、华美的蕾丝长裙和精致滑腻的西点……从她小心翼翼保存的黑白照片里，依稀可寻往日盛世年华的痕迹：穿着刺绣织锦缎旗袍的少女，明眸皓齿，甜美无忧。可是，我看到的，却是被疾病和贫穷摧毁的妇人。如花的容颜和温婉的性情被岁月侵蚀，尖酸刻薄，暴躁易怒，要不整日整日不发一语，要不就无休无止地发脾气。
爷爷是个性格懦弱的老好人。他一定很爱奶奶，但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不如意的昔日富家大小姐。他没有多少文化，没有能力让她过上她梦想中的生活。他只有默默辛苦地工作，像一头终日俯首劳作的老黄牛，靠一己之力赚一份温饱。面对妻子无休无止的责难和抱怨，他只有宽容和隐忍，还有渗透到骨子里的一份怜惜。
这些是我后来才明白过来的。当时的我，只感觉奶奶像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刁蛮而霸道，而爷爷，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可怜虫，整日受着奶奶的欺辱。我痛恨着命运的不公，痛恨着奶奶的跋扈。却不料，多年以后，我也这样无休止地对着我的丈夫乱发脾气，他也如爷爷般退让和忍耐。我所痛恨的，变本加厉地在我身上体现。遗传，便是如此神秘莫测不可理喻。
奶奶让我敬畏惧怕，不敢亲近，爷爷终日劳苦，对我无暇顾及。6岁的我，失去了所有的爱抚和慰藉。理论上有着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