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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缨子并不是完美的。她曾经考上过中专，只因家中贫困而无力就读，心中一直耿耿于怀，做保姆是迫不得已，她心中一直引以为耻。在她面前切忌不能提“保姆”二字，要介绍她是丫丫的“姐姐”，如果在户外碰上她的熟人，她会抛下丫丫远远躲开，否则会“丢人现眼，让人耻笑”。由于文化程度高，她比较有些思想，经常会为自己不公的命运而抑郁难平。这时候，她就会阴沉着脸，饭也不做，房间也不打扫，甚至任何人都不搭理，一个人望着窗外发呆。
有很多人受不了缨子的虚荣、自大和坏脾气，但是，对我而言，她一切的缺点都无伤大雅，因为她出色的表现早已远远弥补了所有的缺陷。其实，找老公也好，找保姆也罢，没有百分之百的完人，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坏蛋，关键看他的优点你是否能欣赏，他的缺点你是否能宽容，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作为老公，桑是不适合我的，而作为保姆，缨子正是我所欲也。
如今，在所有人都临阵退缩的紧要关头，缨子站出来，说：“姐，我和你一起去带丫丫。”
也许可以说缨子与我是雇佣关系，我付了钱，换取她的付出。可是，去到异地他乡的医院看护孩子，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份情义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况且我每月给她的仅仅几百块钱而已，就算多拿10倍的钱给桑，也不会换得他的任何表示，甚至不会有一句好话。
就这样，我抱着丫丫，和缨子一起踏上了南去的飞机。
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我们终于住进了医院。
医院的住院部在8楼，一间屋大约有15平方米，住3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属于我们3人的空间，大约就只有三四平方米。我们将所带衣物统统放置床下，缨子跑上街去买了一张褥子，白天收起，晚上就铺在床边睡觉。好在是8月，倒不会冷，我和丫丫则挤在那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上。
此时的丫丫已经9个月了。她已经能坐，能扶物站立，能根据大人的提示做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抱头歪歪，捏小巴掌，等等。和那些脑瘫的孩子相比，简直就是正常的。不单是正常的，简直就是智力超群。我们去了不过短短数天，丫丫的“聪明伶俐”便传遍了整个病房，不停地有家长跑过来看，这个又会坐又会站还会做游戏的小孩是个啥模样。他们稀奇地摸着丫丫的小手小脚，不停地逗她做游戏，然后又羡又妒，啧啧称奇。
丫丫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因为各方面都不如人而让我感到很自卑。没想到来到脑瘫医院，在一群真正的脑瘫儿当中，她竟然出类拔萃，成为“小明星”。
治疗是极其复杂又痛苦的。每天有针灸、按摩、体能锻炼、水疗、输液等七八项。一大清早起来便得一处处去排队，如果没排上号治疗不成就只得自认倒霉。好在我们有两个人，统筹安排，分头行动，各项治疗均没有落下。但这每一种治疗都是痛苦的，尤其对婴儿而言。可怜的丫丫，每天从睁开眼睛开始哭到晚上入睡，一项酷刑结束另一项又紧接着开始，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她声嘶力竭地哭，痛不欲生地哭，哭得人心脏绞痛，肝肠寸断。只有晚上睡觉那短短的几个小时得以消停。
最痛苦的是输液。此时的丫丫，已经长得又白又胖，像个人参娃娃，一双手伸出去，根本找不到血管。给她输液成了这家医院的“攻关难题”。每每是扎了四五针还找不到血管，或是一针下去血管破裂，手上不是一片青紫，就是一个大包，疼得丫丫死去活来，哭得要背过气去。
开始两个护士长还勉强能够一针见血，后来多输几次，好找的血管越来越少，连护士长都没辙了。头上能输就输头上，脚上能输就输脚上，丫丫被扎得浑身青紫，没一块好肉。后来是丫丫一见护士推车进来就惊恐万状，哇哇啼哭，而护士亦对给她输液无比发怵，总是把别的孩子全都输完后再来“对付”她这一个“疑难杂症”。
所以说，丫丫在治疗的那几个月时间里流尽了童年所有的眼泪。如今她跌倒了，哪怕是腿上蹭破一大块皮，或是头上碰一个包，总是坚强地自己爬起，安慰大人说：“不疼！不疼！”
在医院，我们一住两个月，每天的生活空间便是8楼到9楼（9楼是治疗室）。一项一项的治疗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唯一的“放风机会”便是周日。因为周日没有别的治疗，只有输液一项，到了中午便可以休息了。
这时，我会带上缨子和丫丫去到市中心的一座商厦，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然后到肯德基“改善生活”。我们会要上一些鸡翅、薯条和饮料，找一个靠窗的座位，边吃边喝。这是我们枯燥单调痛苦的治病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没有针头，没有哭泣，丫丫踊跃地伸出手去，抓薯条和鸡翅，大口地吸饮料，让人感觉她根本就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健康孩子，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缨子也很开心，因为平时在医院我们都吃5块钱一份的家属饭，饭菜的质量和滋味实在是不敢恭维，连缨子这“劳苦大众”都难以下咽。好在她有先见之明，高瞻远瞩地从家里带来了一大包辣椒面，每顿吃饭时调一碗辣椒水，所有食物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往辣椒水里一拌，囫囵吞下，安慰肚子。如今洋快餐的“美味”令她大快朵颐，不亦乐乎。而我，因为丫丫和缨子的快乐而快乐。我们3个人用享受法国大餐一般的劲头珍惜地品尝着被誉为“垃圾食品”的洋快餐，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极其陶醉。这辈子恐怕再也吃不上如此美味的肯德基。
当然，这样的美好时光并不是每周都会有，虽然每次我们点得都格外节约，但总也少不了花上二三十元钱，再加上20元的打车费（这个城市没有公共汽车），实在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我们是没有条件总如此奢侈的。所以，两个月里我们总共去了大概3次，但已经让我和两个孩子心满意足，笑逐颜开了。
其实，相较于前一次的求医，这一次体力上远没有前次劳累，精神上也没有前次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身边的人从桑换成了缨子。首先，缨子做事积极主动，往往冲在前面，把一些轻松些的活让给我。再则，缨子不会劈头盖脑地对我进行责骂，在丫丫的治疗上，我们齐心协力，尽量把事情做到最好。我们为丫丫的每一分进步而欣喜不已，互相鼓劲，而不会像桑，永远阴沉着脸，逼问着我“该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脑瘫医院绝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阴森可怕。这里的孩子基本都有着严重的缺陷，肢体残疾，智力低下。这个病一治就是数年甚至数十年，每月的花销至少是一万元以上。很多家庭是转战南北，四处求医，为此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者不计其数。但家长们并没有成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不管如何困难，总是尽心尽力地带着孩子配合治疗。对孩子也并没有不满和歧视，更没有打骂孩子的事情发生。这些输在了起跑线上的孩子，更加让家长心疼，让家长怜爱。在这所特殊的“幼儿园”里，亲情的无私与伟大更加展露无遗。
孩子会翻身了，会坐了，会站了，会跑了……这些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这些脑瘫儿都艰巨无比，都需要花出无数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才可能有一点儿小小的进展。甚至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所有的努力都将是徒劳，无论花费多少的时间、金钱和心血，他们终生都将被束缚在一张床上，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可尽管这样，家长们也并没有放弃努力。
有一个浙江来的女人，她的儿子已经两岁多了，还不能坐，更不会站。有一天，她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欣喜若狂地说：“芊芊，快到我们病房去看，我儿子，他终于会坐了！”我跟随她到了病房。她坐在床上，把孩子搂在身前，摆好姿势后，小心翼翼地松开了双手。最多不超过两秒钟，孩子便委顿下来，一头栽在妈妈身上，她却依然期待地望着我，兴奋地说：“芊芊，看到没有，我儿子他会坐了！”我点点头，笑着说：“真好！祝贺你们！”她欣慰地笑了，低头看着儿子，目光里满是赞许和期望。一股热浪不可抑制地冲进眼帘，我背转身，悄悄地离开。这就是母亲！花了数月和数万元，换得儿子不超过两秒钟的“独坐”，已经心满意足。仿佛所有的艰辛和心血都没有白费，都有了回报。
在物理治疗室，其实也就是运动训练室里，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他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试图教会他爬行，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手脚并用示范起来，边爬边喊：“刚刚，看着奶奶，这样手先伸出去，然后腿跟上……”男孩茫然地瞪着双眼，并不得要领。他奶奶倔强地在地上爬行着，汗水从她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沁出来，一滴滴落在地板上，她仍然毫不气馁地喊着：“刚刚，瞧奶奶……”
这样感人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的心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撞击和震荡，仿佛经受了一场灵魂的洗礼。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脑瘫儿更是残疾人里面最弱势的一组。我不是旁观者，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共患难！我们都在努力，为了孩子有一天可能会站起来，像正常的孩童那样，沐浴和奔跑在阳光底下。虽然对于这里面的大多数人而言，永远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我们卑微而渺小，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是残疾人，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努力。我们在咬着牙，尽力地和命运抗争。我们可能会劳而无功，一无所获，但我们拥有延绵不绝、至真至纯的信心和爱。只要有一线的希望，便会付诸百分百的努力。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在脑瘫医院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我终于实现了质的蜕变，就像我的故乡传说中的那只凤凰，自焚后实现涅。我从云端飘到了地面，结结实实地触碰到泥土，触碰到生活的实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