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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时台长一手遮天，在选择主持人的事情上，桑其实是做不了主的。但他的态度，还是让我感觉遥远而陌生。
节目开播了，主持人不是我。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的主持人谈笑风生，不由心如刀绞。那本该是属于我的位置。
如此可笑的悖论，我因为桑对我的提携和关照而走近了他，以为爱上他就是爱上了“电视”。没想到，正是因为与他的走近，我失去了所有的机会。如果说我与他的走近包含了不良功利的目的和动机，我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节目没得做了。我这个所谓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毫无意义。桑谆谆教诲我，其实我并不适合做一个主持人。我胖，不适宜上镜，我嗓音嘶哑，不能入话筒，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我气愤地与之辩驳：“我不胖，我一米六五，才90多斤，你自己说过，在所有考取的节目主持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我的嗓音也并不嘶哑，在学校里，音乐老师都说我是‘金嗓子’。普通话不标准，我可以学，我可以学会把每一个字发得字正腔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这样与桑争吵。我说自己条件优越，他说我朽木不可雕，我一一列举自己的优点，他反驳说我容颜平庸，一无是处……乃至到了我已经成为凤凰城最红的主持人，我通过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面试，被四川省台、被央视录取，我们仍坚持各自的观点，谁也不能说服谁。
他对我说：“其实你并不适合做抛头露面的‘大众情人’工作，你就适合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每天面对电脑和墙壁。”
母亲眼看着我主持人做不了了，相信了桑关于我“不适合做主持人”的说法。她劝告我不要太“好高骛远”，我这么一个平凡的高中生，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老老实实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才是正经事。
于是，我参加了全市统一的招工考试。
放榜后，我被录取了。当时有很多的单位可供选择。按照中国的国情，此时我们应该托熟人，找关系，分配到一个好单位，一劳永逸。
可是，我清高又迂腐的知识分子母亲不懂得这一套。她天真地幻想，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我又有很多的特长，我就应该被“慧眼识珠”，分配到一个很好的单位。
我们母女稳坐家中，静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到公共汽车公司。这是当时的单位里最差的一个。我和母亲傻眼了。
我不去！我不可以想象自己将在公共汽车上蹉跎一生。母亲说：“好歹是个正式工作呀。有了正式工作，单位就会管你一辈子。”母亲这一代的人，总是虔诚地迷信着“单位”，总相信进了单位就进了“保险箱”，一辈子就有“依靠”了。她没有想到，数年后，许多大型国营单位纷纷土崩瓦解，数万工人集体下岗失业。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这世上，除了自己努力奋斗，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依附的。
我去了公共汽车公司。
看到杂乱无章的大操场，四处是泥泞油污的破旧的办公室，我的心境荒凉得如同这初冬的天气，淫雨霏霏，阴霾密布。
填写报到表时，我在“特长”一栏里赌气似的填上写作获过什么奖，唱歌获过什么奖，朗诵、演讲获过什么奖以及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哪些文章……林林总总一大堆，长得连表格都填不下了。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过表格，吃惊地抬起头来，大惑不解地问道：“这么有才华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干吗？”
我一听，委屈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分配工种时，并没有因为我有众多特长而优待我，我仍被分配做一个售票员。周围几位大妈安慰我说：“没关系，像你个子这么高，今后肯定可以升为司机的。”
升为司机？这就是我有可能争取到的最佳前程？我难以想象，一个一向被视为有艺术天赋的少女，成天“轰隆轰隆”地开着大汽车，在凤凰城那单调的几条大马路上机械地来来回回，无谓地辗转一生。事实上我眼睛不好，升为司机也不过是一种奢望。
心不甘，情不愿，却无可奈何。我拿起售票夹，开始了我的售票生涯。我坚决拒穿公司发的售票的小围裙和袖套。我无法接受自己扎上围裙时那庸俗的“小工人”形象。这是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坚持与拒绝。
我跳上了公共汽车。
我发现自己并不出众。
在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并没有人注意到我是一个美貌而富于才情的少女。人们的脸疲惫而麻木，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票夹，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脸上停留过一秒。我发现，我有“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特性。我后来去到四川台考节目主持人，主考官告诉我，在报考的一千多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乃至后来到了以“美女如云”著称的原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电视台，我的形象仍然是靓丽的、出众的。可是，在公共汽车上，我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售票员，毫无光彩。
其实，所谓“美”，只是相对的。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到了相匹配的环境，才会得到承认和赞同。钻石摆在金碧辉煌的展厅里，璀璨夺目，价值连城，而如果混迹于地摊上的小商贩处，它的光彩还比不上闪闪发亮的玻璃。所谓“落汤凤凰不如鸡”。
我没有光彩，事实上，我几乎是最差的售票员，我的缺点在这份工作里尽显无遗。我不精明，不能准确记住谁买了票谁又没有买，在我手下的“漏网之鱼”不计其数。我手脚笨，不能像别的售票员一般娴熟麻利地收钱撕票。我动作笨拙，哆哆嗦嗦，还没把票撕完，到站了，乘客下车了。
我不是一个合格称职的售票员，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司机和售票员的工资是和卖票的营业额成正比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所有人都对我不满，报以冷脸白眼。我羞愧畏缩，无地自容。如果我说其实我的梦想不是当售票员，而是当一名节目主持人，人们会以为我疯了，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认为多卖几张票，多挣几十块钱提成便是最大的理想和满足。
在这段时期里，桑对我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他只要有空，就会跑到车上来帮我卖票。他会想方设法为我“抢”到一个座位，让我坐下。他则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为我卖票。电视台的工作时间很弹性，他又是主任，有一定的自主权，几乎每天必到，以至于公司的人一直以为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无业游民。当他们偶然得知他竟是电视台的文艺部主任时，吃惊得几乎掉下了下巴。在这样卑微的环境里，电视台是高不可攀的梦幻世界，我有个如此“显赫”的男朋友，又如此“屈尊”来为我卖票，在他们心里，我几乎是令人艳羡的灰姑娘了。
在那些时候，桑确实是我最大的期盼和安慰。每天我一上车，就眼巴巴地等待他的到来。他通常会站在市中心的车站等我。每当路过那个车站，我便会伸长脖子，殷切地张望。
凤凰城的冬季，终日飘着绵绵的细雨，数月难见一个晴天，太阳更是不可望的奢侈。我从书上得知有的地方常年阳光明媚，四季开满了鲜花，我幻想自己也能够穿着洁白的长裙和干净舒爽的皮鞋，优雅闲适地走在整洁平坦的大马路上。
可是，那个冬季，我成天穿着臃肿的灰紫色棉衣，奔波在泥泞污秽的马路上。我的鞋永远是湿的，裤子上溅满泥点。我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来回奋力奔走，手中高举着票夹，拼命拉扯着嗓门喊着：“买票！买票！”
这漫长的冬季，似乎永无尽头，我终日行走在淫雨霏霏的大街上，像一个潮湿发霉的小土豆，看不到一缕阳光！
春节又到了。
曾经，我是那么的盼望着过年。母亲会提前一个月准备年夜饭，香肠、腊肉、炸酥肉、裹蛋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和父亲会配合着吹猪肠、裹面粉、摊蛋皮……家里终日飘逸弥漫着食物的清香和亲情的温馨。我会得到压岁钱，不多，但可以上街吃一些米皮、羊肉粉、豆花面等风味小吃，可以买一件心仪的衣服或是一双皮鞋。
可是，这年的大年三十，我依然要去跑车。我走在大街上，尽管没有太阳，但随处可见的红灯笼和花花绿绿的大条幅使这个城市笼罩在一种节日的气氛中，显得喜气洋洋。人们手里提着各种礼品、食物，穿着色彩鲜亮的新衣，一个个兴致高昂，喜笑颜开。我穿着黯淡的灰棉衣，布满泥污的皮鞋，木然地穿梭在欢快的人群中，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暗无光彩，悄无声息。我奇怪周围的人怎么都那么愉快，我奇怪这欢快的气氛怎么竟与我无关。
晚上8点，终于收工了。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聚在家里吃年夜饭，大街变得空寂冷清。我和桑回到家里，母亲并没有准备丰盛的食物。父亲的离去令她心碎神伤，她变得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一切都冷淡而漠然。她不再热衷于食物的花样翻新，不再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她懒散而颓废，草草地打发日子，有时甚至连被子都不愿叠。只是在深夜，她会惊悸地哭泣，尖叫着：“老杨！老杨……”我会惊恐地跑到她屋里。母女俩张皇地对视，良久，她会颓然地挥手：“去睡吧。”
我躺在沙发上，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我想起去年的年夜，我们一家3口在父亲的病榻边度过。父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母亲习惯了在丈夫的呵护下，做一个虽然辛劳，却甜蜜快乐的女人。虽然父亲不能说也不能动了，可他人躺在那里，也是一种安慰，就像母亲所说，总是比看相片好啊！我们3人在一起，还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可如今，人去楼空，家里的天空塌了，母亲的精神支柱也倒了。
桑不知该如何劝慰我，只是像哄小孩一样说，好了，好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