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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网的经济学根源上面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我想探讨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农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内在同质性是什么？这种同质性是否与工业文明异质？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农民比工人先上网”就不再是什么异类现象了。
两年前，我在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写了一本《21世纪网络生存术》，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指出：“农业经济是直接经济，工业经济是相反的迂回经济，信息经济又相反是更高的直接经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都是直接经济，这就是两种文明的内在同质性。埃瑟。戴森是我两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与我持类似观点的知名人士，所以我要特别引用她的观点。
农民既然与知识分子，在生产方式上有同质性，农民接受知识分子的上网方式，自然就没有心理障碍了。有心理障碍的反倒是工人，因为工人的生产方式是迂回生产，与农业经济和信息经济都相反。
我们现在就从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一下今年以来各种农民上网的故事和案例，说明这个问题。
案例一：抄市场近道就是直接经济户均一个蔬菜大棚的山东省陵县丁庄乡薛庄村，如今已有60％的农户安装了电话。电话拉买卖，“网上”探行情，陵县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有了“近道”。前几年，陵县一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听外地贩子说，东北市场苹果价格比当地每公斤贵1．2元，便雇车赶往哈尔滨，谁知那里的苹果与当地持平，后又拉到大庆市，没料到价格更低，只好赔本处理。这件事给全县一个教训。为建立准确、灵活的农情信息网络，让农民“抄近道”进市场，这个县首先实施了以村村通电话为主的基础信息工程。近两年，全县投资6000多万元，架光纤，装主机，进村入户。全县20处乡镇、988个行政村实现了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计费微机化，平均每9户拥有一部程控电话。去年5月初，这个县主动与农业部联系，投资10万多元，加入“全国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今年初，他们又上了互联网，将全县工农业资源概况、投资合作意向等搬上网，并通过互联网把本县各市场的蔬菜价格、成交量等准确、及时发送上网。自入网以来，这个县每天发出农产品信息20余条，接收外地供求信息200多条。今年6月，内蒙古、河北及东北三省等地1000多家出口商、加工商和蔬菜公司纷至沓来，组织收购，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家。
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用了一个很妙的说法——“抄市场近道”。抄市场近道，这是直接经济的形象化说法。那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在生产起点和消费终点之间，采用了迂回的方法，物理上兜了个大圈，他的失败正是迂回路径过长而又没有保障造成的。而入网后，这个迂回的中间过程就被拉直了，他们不必再兜着圈子外出卖东西，抄了市场的近道。
案例二：农业又要搞直接经济，又要实现社会化，又不上网，将会怎样？
第一种替代方法是亲自直销：我到顺义尹家府乡做社会调查时发现，这里的菜在田头比城里便宜一半，开始农民想搞直销，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搞着搞着就发觉还是让中间贩子赚这一半钱划算。因为农民要整天泡在直销上，他就没时间生产了。这说明，农业生产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的矛盾，不可能通过物理上的直销解决。按传统方式，它要社会化，必须把利益的一部分，分割给迂回的中间环节（中间商）去分享。拿北京蔬菜来说，这笔迂回费用正好是菜价的一半。
而信息经济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就没有矛盾。因为在信息经济中，不必为了直销而在物理上跑腿，盖分销店等等，用在迂回上的耗费几乎可忽略不计。换句话来说，信息经济中的社会化成本接近于零。
第二种替代方法是道听途说获得信息：有些人针对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以帮助脱贫致富为名，大量发布稀有动物养殖、名贵植物种植的虚假信息，诸如珍珠熊、蝎子等，并许诺重金回收，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血本无归。这说明手工式的信息传播方法，成本极高。河北省永年县的农民刘言林搞蔬菜运销，由于信息不灵，两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还赔进８０００多元。他所在的批发市场与中国农业信息网联通后，他常先打电话问行情，有目的地发菜，不出一年半时间，就赚到３万多元。这说明上网获得信息的优势。
案例三：
网络化的直接经济，直接性表现在消除时空距离在网上，农民有两种途径拉直生产与消费的路径，一是时间上的快捷，一是空间上的直贴，也就是消除时空距离。中山市农民染全福最近购入电脑，加入全国农业信息网。他的贩鱼生意如鱼得水：敲敲鼠标去拿货，拿货之后快出手，异地卖个好价钱。尝到甜头的他逢人就说：“太方便了，真是太方便了。”染全福是中山市第一个上网的农民。今年36岁的染全福，是中山市三角镇地地道道的农民，以贩销生鱼为主业，其客户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年运销生鱼400吨、销售额为800万元，成为流通大户。
两年贩运，使染全福最为头痛的是市场多变，以往通过电话了解外地行情，既费时又容易出错，生意有赚有赔，大起大落。今年5月，染全福将购入的电脑与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相连接，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可以从网上获得全国各地最新市场行情。上网两个月来，他每天坐在家里敲敲鼠标，就知道各地生鱼的市场价，哪里的价钱好往哪里跑，结果是生意做得得心应手、红红火火。据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的工作人员介绍，继染全福入网后，中山市又有50多位农民提出入网申请。
我们看到农民上网的经济学根源。一方面，他习惯于农业传统的直接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想通过生产社会化提高收入。如果他不想把他菜价的一半给别人，而留给自己，最经济的方法就是上网。而工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城市工业中，迂回的各种中间环节是建立好了的。
农业经济作为直接经济，长于自产自消，短于社会化生产。一旦它想从直接经济里走出来，就处处遇到问题。因为迂回的中间环节没有充分社会化，或者建立中间环节成本过高。信息经济也是直接经济，但它的社会化过程，是低成本、高性能的互联网络。有了网络，人们不必在物理地兜圈子上费时费力。因此它是一种比农业经济更高的直接经济。由于农民根本还没受到迂回经济的熏陶，接受起网络来就十分顺当。如果你让他选择，是按工业的方式，迂回地建立生产销售中间环节，还是按信息的方式，直接让产消见面，如果他需要花同样的成本去学，他就可能选择信息的方式。
说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有内在同质性，只是说农民上网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并不等于说中国农民就真的有比工人更好的上网条件。
在现有的有线通信的技术体系中，中国的农民上网要普及实际是很难的。缺乏ISP的服务就是一个难以愈越的障碍，文化素质也是一个重大障碍。
美国就不同了。
美国俄亥俄州的维特尔独自经营着6000英亩土地，连一个帮工都不雇。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的是一套完整的高级电脑设备。登上收割机的驾驶室，主人津津有味地向人民日报记者介绍了一个叫“卫星定点系统”的特别装置。其技术性很强，听起来很费解。但简单来说，它可通过卫星接收和显示各种有用信息。当收割机在大田里作业的时候，收割的时间、面积、产量和粮食的水分等数据都能准确地显示出来，并储存在一个小小的智能卡上。取出智能卡后，通过电脑系统的处理，即可彩色打印在纸上。例如，各地段收成的好坏，以不同的颜色显示。这样，主人就可据此信息找出某地段为什么产量低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电脑也成了维特尔必不可少的工具。农场的经营管理靠它，了解市场行情和及时获取各种农业信息也靠它。他入了互联网，过去需要跑路才能干的事情，现在只需敲几下键盘了，如期货交易、采购和销售等等。如今的农业，需要知识，而且得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科技。维特尔最后说，“要让儿子继承家业，我必须送他上大学，否则他干不了”。
在人民日报记者的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农民上网，是在工业化发达，通信基础设施完善，教育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实现的。有了这些条件，上面说的那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直接经济才能真正实现。
话说回来，其实“农民比工人先上网”本身，并不需要太看重，因为那毕竟是个别农民的行为。说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一致方面，说明农民上网的经济合理性，并不等于说农民真能在现有高成本的有线通信技术条件下，大规模先于城市工人上网。光是缺乏ISP本地服务和文化素质低这两项，就是农民上网难以愈越的门槛。“农民比工人更容易适应网络时代”，更多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的。当然，信息文化取代工业文化这种总的趋势，终将改变许多当前的“现实”
4、码根码与卖花姑娘前些年硕士生到广场擦皮鞋的事儿，已经不太听说了，可能是因为专业实在不太对口。
而眼下老知识分子做事就与众不同，要饭也得和专业对上口。这不，满街的“码根码”，写在电线杆上、台阶底下、工地墙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务的接头暗号”（《电脑报》“电脑时空”语）呢。
“码根码”的主人冯天岳，花甲之年，穿着破烂的衣服，和从捡破烂那里讨来的鞋子，沿街徒劳地宣传他的理念。
那满大街的“码根码”，仿佛都幻化成了一声声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