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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杨沫)-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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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年轻人他可见的不多。他忘了该做的事情,弯着矮小的身子,挨在卢嘉川的身边唠叨起来:“哎!哎!这伙子东西还是什么国民政府呢,还称什么孙中山的徒弟呢,简直哪——您哪,可别嫌我说的难听,简直是比土匪还不如!我亲眼见的多啦,哪个好小伙只要一说救国,一说抗日,一看什么红皮子的书,这就比挖他们的祖坟还着急!什么共匪呀,赤党呀,什么捣乱学府呀,全扣到人家脑袋瓜上来。您想想,人的脑袋瓜全是肉长的,谁可受的了呀!一回一回从我眼前抓走的好小伙子数不清了。”他叹了口气,“我老头见不得这个。唉!卢先生,您哪说说,这可是个什么世道呢?”老头儿喷溅着唾沫星子,滔滔地说起来。卢嘉川满有兴致地站在地上听他讲,可老头儿却圆睁着眼睛改变了口气:“您哪,准是忙着呢,我别老说废话啦。我真是喜欢你们,我有好几个朋友——学生,全像您这样,可是他们都被捕啦。……唉,我不叨叨了,您忙着呢。您哪,您先别走,要走,我到外边先给您瞧瞧去,万一留下狗腿子……您哪,等等吧!”
  老王提着大水壶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
  卢嘉川坐在老王的小屋里又等了一会儿,老头回来告诉他,大门口果然有好像侦探的人在转游,因此他只得留下来,直到下午七点,他才在一个同学屋里换上一套漂亮的西装,摇晃着身子吹着口哨,像个浪荡公子,趁着黄昏时的骚乱,走出了北大三院的大门。
  卢嘉川是河北乐亭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儿子。由于李大钊同志在那一带的活动和影响,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近了革命。后来,他到北平来上中学,经常到李大钊同志家里去,因此,他的理论知识,他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斗争意志全在李大钊同志的耐心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中从事革命活动,考上北大后,他立即成了北大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北大南下示威回来,敌人注意他,搜捕他,他就被党调出来,在北平东城专门领导一些大中学校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北平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剩下来的少数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风雨飘摇,随时都处在被捕的危险中。因此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址。今天他在朝阳大学睡了半夜,明天也许就上了辅仁大学。他机智灵活,又具备共产党员无比的忠诚和勇敢,因此,在敌人严密的搜捕下,他常常能够一次次地逃脱了危险。
  从北大三院出来后,天色已经薄暮,故都街上的人流像沸水般涌流着。他夹在人群中急步向东城区委准备开会的地点走去。走着,走着,他自然地带着漫不经意的神情回顾一下,没有发现跟踪的人,他就加快了脚步。当他走过了一个烧饼铺,才发觉肚子饿得很,他想起整整闹腾一天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笑了笑,顺手摸摸口袋,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可是还需要用它吃上两天饭,于是在又经过一个小烧饼铺时,他只买了三个小烧饼揣在衣袋里。肚子咕噜噜地,真想吃,望望自己笔挺的西装,他摇摇头又忍住了。
  走到地安门内的一个小胡同里,在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楼前他站住了脚。望望门槛上一块小砖头好好地紧挨在门框边,他脸上浮过一丝不容易看出的微笑,这才掏出烧饼几口吞了进去。
  走进里院的南屋时,他扬着帽子摇摆着脑袋喊了一句:“嘿,三缺一净等我啦?”一霎间,他多么像个浪荡公子啊。
  一个约莫三四十岁衰弱而瘦削的女同志,看他来了,首先站起身来紧握住他的手,眼睛瞅着他,发着细小的声音:“同志,来晚了。我们以为你出事了呢!”
  “刘大姐,不会的。”他看看大姐,又向摆好麻将牌的八仙桌上一扫,坐在桌旁的另外三个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也全看着他含着笑意点点头。那个女的很年轻,穿着华丽的衣服,她站起身来让他坐在她的位子上,点头笑笑就走出去了。
  一阵哗啦啦的牌声响过,他看着另外的三个同志轻轻地说:“没有什么——开始吧。”
  区委书记是个二十五六岁、戴着眼镜、名叫戴愉的同志,也就是在“三一八”集会时最初讲话的那个人,他有着一双金鱼样的鼓眼睛。
  他严肃地宣布:“现在会议开始。”
  首先,他们讨论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举行纪念的办法。这个议题还没有讨论完,戴愉瞅着卢嘉川,忽然神色凛然地说:“冯森同志[冯森,即卢嘉川的化名——原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提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潮日渐迫近,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武装群众、组织罢课、罢操、罢市,扩大宣传我们党的胜利,扩大吸收党员,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要知道,这些中间分子是极不可靠的,是极端动摇的,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说到这里他把眼镜一摘,使劲把牌弄得哗哗乱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冯森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听说他还向一个反动大学生的老婆——她叫林道静,对么?——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我也很不同意冯森同志这样做法。”
  刘大姐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的几张麻将牌单调地发着细微的磨擦声。另外那个微胖的黄脸的男同志吴方也是默不出声。卢嘉川目不转睛地望着戴愉,柔和的眼色始终没有离开他明亮的眼睛。他静听着戴愉的讲话,当讲话停止的一霎间,他的脸色才变得严肃面冷峻。
  “戴愉同志,”他慢慢说道,“你的发言,我看有点过左了吧?这是不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呢?这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也会导致革命失败的!也会脱离群众的!群众普遍要求抗日,我们党就应当首先注意群众的要求……”他的脸孔抽搐了一下,一种深深的痛苦使得他的脸色苍白起来,声音越发低沉了,“至于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宣传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首先就叫我们闹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就说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甚至中产阶级的左翼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记住!戴愉同志,你和我也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呀!”
  关于林道静,他没有进行任何辩白,因为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
  “什么?”戴愉的黄脸涨红了,“你这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吗?那太可怕啦!”他喘了口气,眼球在眼镜后面迅急地转了几转,又说了一篇道理,来反对卢嘉川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细致的耐心的教育工作。他滔滔地说着,好像忘了是在白区残酷的环境中,忘了应当珍惜时间和解决问题。
  卢嘉川终于忍不住了,他把牌一推,霍地站起身来,轻轻喊了一声:“戴愉同志,请你停一停!听我谈点意见行不行?”他用力把手一挥,仍又坐了下来,然后竭力把声音放和缓,“我同意你的某些意见,上级党布置给我们吸收党员的任务,我们应当坚决去执行。但是根据目前形势,哪能一下子吸收那么多呢?自从宪兵三团一来,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蒋介石在德、意法西斯帮助下训练了大批的特务警犬正向我们进攻,现在人心惶惶,外围组织也几乎都被破坏;剩下的,情绪不安,也很难发展。这时,我认为党应当根据情况稳健一点,尽量保存一点力量,不要过分孤立地暴露自己。可是‘三一八’纪念,我们又损失了不少同志。”
  “不,冯森同志,”戴愉又打断了卢嘉川的话,“情况紧张是暂时的,可是胜利的形势却在鼓舞我们每个革命者奋勇前进。……难道可以因为害怕牺牲而停滞不前么?……”
  “戴愉同志,停一停!让我说两句。”刘大姐忍耐不住了:她苍白的有着细碎皱纹的瘦脸激动得绯红,微微气喘地打断了戴愉的话,“同志,你不要只搬教条嘛。冯森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她把麻将牌往戴愉和呆着不动的吴方跟前一推,用坚定的口气对准了戴愉,“我基本上是同意冯森的意见的。戴愉同志只是搬教条,不大了解实际的情况。好久以来我就有了和冯森一样的苦闷,好久以来我们就都感觉出来:我们党的领导虽然克服了‘立三路线’的盲动、冒险,但现在的路线是否仍然不大妥当呢?人民热烈要求抗日救国,可是咱们提出的口号常常过高,常常除了少数积极分子以外,使广大群众不能接受。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低得听不出来了。她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说出来。
  四个人都沉默着。连易激动的戴愉也不出声了。只有断续的麻将牌发着单调的声响。后来仍是刘大姐向三个男同志望了一眼,低声说:“戴愉,就说你反对冯森接近的那个女孩子吧,我知道她,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这是个在旧社会里挣扎过,渴望着党的援救的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帮助她、培养她。冯森这样做我认为是对的。”
  “那也要看情况。”一直很少说话的另一个男同志吴方说话了,“那个姓林的女人既然肯嫁一个反动的大学生,那么,她的思想可见很成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重要的。所以,我也要警告冯森,你接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特别警惕,我们是宁左勿右。”
  “对,宁左勿右!”戴愉赶快插了一句。
  卢嘉川抚弄着麻将牌,安详地轻轻摇头:“宁左勿右?不,我却认为不应当这样提。马列主义要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党的事业。当然,同志们的意见我应当警惕。如果没有别的重要事情,我提议还是来讨论纪念‘五一’的问题。”
  “对,谈纪念‘五一’吧!”吴方睁亮眼睛说,“关于是左倾还是右倾,目前,我们几个人很难做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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