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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李氏在隆庆朝只是贵妃，不得封为太后，但由于她是神宗的生母，所以尊为太后。按照制度，生母相对于嫡母，在徽号上应有所减杀。但穆宗皇后陈氏由于无子，在隆庆年间便已迁居别宫。到了万历新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讨好神宗，于是便并尊两太后。陈氏徽号为“仁圣皇太后”，李氏徽号为“慈圣皇太后”。
由于李太后是神宗生母的原因，实际上在后宫中的权势更大。但李太后为人谦逊守礼，尽管地位已与陈太后相侔，但每逢重要节日，都要以嫡庶之礼，相敬太后。神宗也在问候生母后，须到陈太后那里问安。宫中气氛甚是祥和。两宫的融洽气氛，与两太后性格温和、善良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与她们的出身不无关联。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局面的出现，规定妃嫔必须要从普通民间选择，而不能从公侯官宦家迎娶。民间出身的妃嫔由于家无奥援，也无野心，所以往往容易满足，不易滋生事端。所以，明朝后宫尽管也存在一些斗争，但整体看来，都较为和睦，更没有发生后宫干政的现象。
神宗冲龄即位，自然无法独立处理政事，但明朝祖训禁止后宫干政的规定，也排除了李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于是，李太后便以司礼监太监冯保负责处理宫中事务，以内阁首辅张居正管理国家大事，自己辅导神宗，居中制衡。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便是在李太后的坚定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的。只是由于她守着本份，站在历史的幕后。随着历史大幕的卸去，她的身影也逐渐模糊，她的历史功绩，才少为人知。
神宗幼年登基为帝，面临着诸多诱惑，如果不善加管束，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太后便负责起了督导神宗的任务。神宗即位后，李太后从慈宁宫搬到了乾清宫，严格要求神宗。每个孩子都有贪玩的时候，如果神宗因此而不好好读书，便会被李太后责令长时间跪地。每到大朝的时候，李太后在天刚蒙蒙亮的五更天便叫起明神宗，让太监与宫女扶着神宗坐下，拿水为他洗脸，然后送他坐上轿子去上朝。可见，神宗尽管贵为皇帝，恐怕要比一般的官宦子弟还要辛苦得多。
习惯了前呼后拥、颐令指使，神宗难免会有一些骄奢的行为。一次，神宗在宫中玩乐，一时兴起，让太监唱首新歌给他听听。太监回答说不会。神宗一怒之下，便拿剑去刺太监。在旁边人劝解之下，神宗开玩笑似地把太监的头发割掉，以示惩罚。整个事情类似于一场孩子般的闹剧。但李太后知道后，便马上命令张居正上疏劝谏，并且让神宗下《罪己诏》，向全天下承认自己的过错。国事已毕，家法难饶，李太后又将神宗召到后宫，命他跪在地上，数落他的过错。神宗涕泣不已，请求改正过错，才算完结。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李太后几乎将神宗视为一个普通的民间子弟，严加管教，并不因为他是皇帝，而稍加宽纵。
李太后对于民间的朴素情感，是一直保留下来了的。神宗年长后，非常偶然地与一名宫女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但神宗却碍于身份，羞于承认此事，并且长期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李太后知道此事后，责问神宗。神宗回答：“他是宫女的儿子”。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十分惶恐，趴在地上不敢起来。朱常洛因此被立为太子。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太后既然已经母仪天下，她们家自然也会相应尊贵起来。他的父亲李伟被封为武清伯（李伟便是明清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始建者）。但李太后对于自己家庭管束十分严格，家人曾经犯过过错，李太后便命太监亲自到家宣布罪过，将家人绳之以法，做到了大义灭亲。
代表清朝官方对于明代历史正统观点的《明史》在记载李太后这些事迹时，是带有十分尊敬与钦佩的口吻的。现在看来，李太后既能安邦定国，又能谨守本份，在她掌控下的万历前十余年，明朝国泰民安、宫内和睦，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这样的太后，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可以讲是一位贤能的太后。
但《明史》对李太后并不全是褒奖，也有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是针对李太后尊崇佛教而发的。“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中国古代后妃尽管地位荣耀，生活安乐，但却不能离开京城，多数时候甚至只能整年、整日呆在宫中。她们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由于礼法的限制，宫中的娱乐活动也并不太多。时间长了，终日闷在宫中的后妃们自然觉得有些冷清与寂寞。这时能给她们带来一些外面消息的人只有尼姑了。尼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佛教信徒，还是后宫、贵夫人们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尼姑走门串户，巧舌如簧，不仅能够将佛教信仰带给这些缺乏信仰的女人们，而且能够将外界的生活气息传递给这些寂寞的女人们。明代后宫与尼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她们也大都信仰佛教，不仅在木鱼的敲打声中寻找精神寄托，而且能够让自己参加到社会娱乐中来。中国古代佛事活动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也是一项社会大众的娱乐活动，届时各种民间文艺都会轮番上演，后妃们从而在设坛做法、捐资创寺的过程中，行使一些社会行为，与外界构成某种联系，让寂寞、冷清的生活热闹起来。
在明代后妃中，李太后对于佛教的虔诚与热心是出了名的。她经常捐资创建寺院，参与法事，铺设桥梁，甚至出于慈悲心肠，希望停止死刑。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曾经打算拆毁寺院，也由于李太后的缘故，而被中止。李太后捐资建立的最有名的寺院，便是万寿寺。
万寿寺目前座落于海淀区苏州街广源闸西侧，隔着长河与紫竹禅寺（目前的紫竹院公园）相望。万寿寺现在早已不是《香林千衲》图中的清远模样。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来自四面八方的汽车飞速而过。人潮涌动、商机无限。万寿寺也已成为了北京市艺术博物馆办公的地方。
尽管万寿寺主体建筑目前保护较好，在2006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其附属建筑却早已破败不堪。万寿寺对岸的古建筑早已不见踪影，两旁的附属建筑也十分衰败，一墙之隔的延庆寺摇摇欲坠、风雨沧桑。上有扁额：北京市文物暂保单位。目前这个状况，如果再不对延庆寺加以保护，恐怕已经无须再保了。
即使万寿寺的主体建筑，也早已不是万历年间的旧貌，基本是清朝时候格局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曾经两次为其母亲祝寿，重修此寺。将全寺建筑分三路。中路由南至北依此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寿阁、大禅殿、大士殿、无量寿佛殿。东路为方丈院。西路为行宫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再次重修万寿寺行宫，在西跨院增修了千佛阁和梳妆楼，形成了目前的格局。
经过历次重修，万寿寺最终成为集寺庙、行宫、园林为一体，东中西三路建筑毗邻，占地50亩的皇家重寺，并成为清朝皇室出游的行宫和祝寿庆典场所。慈禧太后往来于颐和园、香山与紫禁城之间，都要在万寿寺礼佛，在行宫稍事休息。所以，这里有小宁寿宫之称。因为地位重要与建筑华丽，又有“京西小故宫”之称。
由于禁止燃香，也没有了僧人，万寿寺显得有些冷清，已徒有其表。重重宫殿南北排列的万寿寺显得有些局促，这可能是历代增修的结果吧。其中大禅堂、假山、三大士殿、天王殿与钟楼是万历五年（1577年）所建，乾隆时重修，其他皆为清朝所建了。寺中仅存的五座碑刻，其中两座立于大雄宝殿之前，是乾隆御制诗碑，两座立于鼓楼之前，一为道光二年（1882年）主持通济禅师正因立的昌平乡人捐资之碑，另外一座所立年代，由于字迹模糊，已无法辨认，通过可以辨认的字迹来看，是记述重修万寿寺之事的，应该也是立于清代。在寺的后院部分，乾隆御碑亭中，有一座碑，为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其母亲寿诞所亲书。上云：“而我圣母皇太后，七秩圣辰适逢斯盛。朕将率亿兆臣庶祝嘏延洪，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乃敕内府丹垩即工，视乾隆辛未例，弗懈益虔。”
乾隆母亲之功视李太后之功，是不如的，而乾隆帝可以两次为其母大兴土木，兴造寺院，明神宗却无此气魄。这非李太后威望不及，也非神宗不孝，乃是明清王朝对于佛教态度存在重大不同。明朝是一个汉族王朝，治国思想是儒家经典，所以对于佛教具有很强的敌意，信奉佛教往往是皇室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所以，每当皇室打算修造寺院、剃度僧人时，大臣多加反对。李太后出于佛家慈悲，希望能够暂停死刑的愿望被张居正否决了。同样，在明神宗出疹时，李太后曾许愿如果神宗平安度过，将大开戒坛以还愿。待神宗病愈后，戒坛之事也在朝廷出于安全的考虑下，没有能够实行。而清朝由满族建立，满族崇信佛教，又以佛教作为拉拢蒙古与西藏的手段，所以清朝历代皇帝都将佛教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清朝皇室屡次修筑寺院、大度僧人，都很少见有大臣反对。两相对照，明清王朝时代的不同，在这座寺院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正是由于清朝对于佛教的大度与重视，清朝才鹊占鸠巢，使万寿寺打上了浓厚的清朝皇室的痕迹，甚至里面观音菩萨的座像，也是李莲英模仿慈禧太后的面貌塑造的。但李太后的业绩与人格，却无法被掩盖。寺内亭亭开放的玉兰花，玉立而高洁，散发着幽幽清香，随风飘散，给万寿寺带来了女人的温柔，也给历史带来了淡淡的芳香。也许这就是女人赋予历史的柔性与善良。（赵献海）
北京昌平的天寿山，是明代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