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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朱公有过人之智、有识人之明、有数不尽的金银，但还是没救回儿子来，为什么？因为用人有时候不光是个理性的问题，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家族性企业一定对这个问题感触最深。
小粉丝也成大富豪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都富才是富，哈，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其他人一起富裕才是正途。
陶朱公不光自己财源滚滚，还帮助自己的粉丝共同致富。
《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鲁国有一个叫猗顿的年轻人，穷困潦倒，“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非常佩服陶朱公，试着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
于是，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二十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铲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大盐商。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
《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说明猗顿对珠宝也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致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沦。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以贩卖珠宝，并且是珠宝业的大鉴定家。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成为了继陶朱公之后的又一个商业明星。《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可与王候并提。
实现秦国质变的关键步骤灭蜀
完成变法之后，秦国虽然在制度建设上、组织结构上，具备了列国抗衡、争霸的能力，但是秦国的人口、物资两大资源尚无法支持其完成这番伟业。
重新审视战国七雄的历史阶段，你会发现秦国在完成扫荡六国之前，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大战略，那就是挺进大西南，灭蜀。
当今的四川，当时分为巴、蜀两国。蜀国的国都大约在成都区域，为“戎狄之长”。巴国的国都巴，大约在现在的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与蜀不睦，而与苴国友好。
公元前316年，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国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
此时，张仪（就是那位口才超好的纵横说客）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业。
而秦国重臣司马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司马错将军同时指出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
在攻韩和伐蜀的两种意见重，秦王最后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七盘岭进四川，经朝天驿往剑门关）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
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把这些一开始的被援助对象给彻底援助了）秦王贬蜀王子弟为侯，以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封巴王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北）。巴蜀遂定，秦益富强。
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在战国时期，秦地本来已经被看作荒蛮之地，巴蜀更是蛮夷之地，四川盆地对中华民族的战略意义，几乎无人认识。如何抵抗、平定“山东六国”一直是秦王朝的既定方针和国防大计，而司马错这个同志很牛啊，在一片纷乱的形势中，在主流市场份额难以获得突破之时，看到了非主流市场的机遇，并准确看到了从巴蜀水道灭楚的新思路，了得啊。从最后的实际情况看，不但秦国采用了“司马错战略”，以后三国时代中晋国灭蜀、吴，也是采用的“司马错战略”。
在灭蜀之后，秦国的土地面积、人口总量、经济实力在战国七雄排行榜中，均得到了大幅提升，为秦国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契机。也正是在拥有了稳定的蜀国大后方后，秦国才能源源不断的有粮食、有士兵、有资本，向其他六国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血战。
战国头号通缉犯价值几何？
继续看下我们衡量经济变迁的三大指标：一、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二、人类的知识存量，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三、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
在第一方面，秦国已经吞并巴蜀，其地域包括了四川、甘肃、陕西诸省，幅员辽阔，在人口数量上具有了一定优势。
在第二方面，秦国已经确立了法家思想体系，完成了自己的知识存量准备工作，从被东方六国鄙视的文化沙漠，已经成长为了“法家新文化时代的实践乐园”；
在第三方面，郡县制、耕战制度、军功制度，一套新的社会激励制度已经全部建立完毕。
三大方面，秦国都已具备，发动一场大规模政治、军事、经济变迁的条件已经具备。
万事俱备，不过只欠“东风”而已，统一的东风——赢政正在路上。
部队有了、臣民有了、刀枪有了、车马有了，都有了，这些归你指挥吗？
赢政也在为这个苦恼，为了扫清他真正执掌权力的道路，他先后做掉了长安君、嫪毐、吕不韦几大绊脚石，王权确立。
有一点很有趣，在打击嫪毐团伙的时候，赢政发布了通缉令：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
百万，一看就是大数，悬赏金额还是非常高的，从现有资料对比来看，按金额计算的话，嫪毐堪称战国时期的“第一通缉犯”。这个金额到底有多高，通过下面这个故事，能给您一个感性的认识。
在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那时候刘邦还在沛县混吃混喝。有一天沛县搬来一户姓吕的人家，这个吕公和沛县的县令是好朋友，吕公安家之后，沛县的很多人都去祝贺吕公的乔迁之喜，变相巴结县令了。当时萧何在乔迁酒会上负责收份子的工作，萧何吩咐：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意思就是份子钱不到1000文的，您就别进正厅了，在门口混点吃喝就行了。
刘邦当时是亭长，大秦帝国的一个最基层干部，一看这混吃混喝的机会，岂容错过，于是也来了，在门口号称自己的份子钱是一万，实际上一分钱没给。也就是通过这次宴会，吕公认识了刘邦、觉得这孩子有前途，把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也就是以后的“吕后”。
通缉嫪毐的百万金额够刘邦蹭饭搭份子1000次了。
按照现在的份子钱行情对比一下，北京乔迁之喜，搭礼1000元，一般也够进屋混饭的了，相差不多。这样对比来看，嫪毐的悬赏金额也约近乎现在的百万元了。
对比一下现在的一些悬赏金额，上世纪80年代惊动全国的“二王”悬赏金额为5万元，到2004年以20万元悬赏马家爵，38万元悬赏大毒枭刘招华等5人，国家质监总局对举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最高可给30万元奖励；广东省对举报盗版光盘生产线的奖励最高也可达30万元；山西省对举报违法煤矿的奖励最高5万元等。
在华夏文明范围内，嫪毐的悬赏金额是相当高的了。
引进人才不动摇
在铲除吕不韦集团后，秦国的人才方针出现过重大动摇，但关键时刻，赢政反应过来。
吕不韦一倒台，秦国一些贵族、大臣就议论起来，说列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有的说不定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请秦王政把客卿统统撵出秦国。
赢政接受这个意见，就下了一道逐客令。大小官员，凡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开秦国。命令下的很干脆，就算你办了暂住证也不行，统统遣返。
当时，楚国人李斯也在秦国打工，一下子被砸了饭碗，很是无奈，于是给秦王上了奏章。
李斯在奏章上说：“从前秦穆公用了百里奚、蹇叔，当了霸主；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了张仪，拆散了六国联盟；昭襄王有了范雎，提高了朝廷的威望，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客卿建立了功业。现在到大王手里，却把外来的人才都撵走，这不是帮助敌国增加实力吗？”
赢政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连忙打发人把李斯从半路上找回来，恢复他的官职，还取消了逐客令。
从此以后，引进人才继续作为秦国的基本国策维持了下去，也正是在楚人李斯、韩人韩非、魏人尉缭的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