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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家伙都被杨王孙的临终真情告白说服了，“遂裸葬。”
面对老杨的出位表演，汉代次席评论人班固表示了赞赏：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晋代名流王羲之也表达了支持的观点，“常依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于他”，表示“老夫志愿尽于此也。”东晋第一诗人陶渊明则作诗号召：“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进一步说：“杨王孙那样做，目的是在教训儿女节俭。”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则站到了反方席位上，“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冠之传酋，不其秽欤？”要是不能惹出争论、不能招来抨击，那还算什么个性啊，呵呵。
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
总体看来，在“文景之治”低税率的财政政策刺激下，大量的富豪涌现出来，在上文榜中所介绍的汉代富豪中，已经挂一漏万的点染了这个时代的氛围，按照史书的记载，在文景之治的幸福时光里，大大小小的富豪非常之多，整个社会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全国级别的富豪、省级别的富豪、市级别的富豪、乡级别的富豪太多太多了。
这些大量涌现的富豪，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极大的关注点，司马迁对这些富豪经营手法的评价是：“而富者必以奇胜。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整体来看，司马公对这些富豪的评论还是很中肯的，承认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之所以能够积累其一定的财富，还是凭借了个人的致富能力，对他们的这种致富能力，社会舆论也给与了承认。但随着财富积累达到了一定量级后，奢华无度、豪徒兼并等等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
如何让富起来的社会走向和谐、共同富裕；如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和整个社会同步；如何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国家意志、国家力量相统一；如何让具有财富力量的人，在全国一盘棋中合适运作；如何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渐渐成为了以汉武帝为首的新一届汉政府考虑的问题。
在国家有财政需要时，如何让富裕的人士参与其中、贡献力量；在国家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时候，如何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适当的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增加负担，汉武帝刘彻用他的大作为、大行动作出了解答。
只可惜，这份答卷太沉重，全国半数以上的中产人家在汉武帝的大宏图中破产，在汉武帝的大经济改革中，全国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世界经济上最严酷的一场经济变革，即将在文景之治的陶醉时光后，凶悍登场，也就是在这场变革之后，中华帝国的经济管理大权进入了一个新的管理架构之中，在新的架构下，行政权力与经济行为被彻底混淆、官与商的鸿沟被变相焊接在了一起、公与私界限在含混中暧昧起来、国有与民营性质成为了权力下的蛋……这场变革影响无比深远啊。
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
儒家：从江湖到庙堂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之后，儒家登堂拜相的人数越来越多。钱穆大师总结过，汉朝开国时，担任丞相的先后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几乎都是部队出身；文景之治的时候，也主要是开国军人、或者周亚夫、刘舍这些太子党做丞相；汉武帝一开始用的丞相也主要来自于公候世家，只有公孙弘是以布衣资格拜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公孙弘是真正的“儒家第一相”，从此之后，儒家力量越来越大，汉昭帝、汉宣帝时，只有出身儒家才有资格当丞相。
从军功、到世家，到儒家，在这种人事制度变迁背后，实际上体现着儒家力量的逐渐增强，汉初，儒家不过是黄老大政方针下的百花之一；汉武帝时，已经是国家钦定思想；此后，儒家已经从思想领域，堂而皇之的切进政治领域。
回首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悠悠三四百年啊，儒家学术终于从江湖之远，走到了庙堂之上；完成了从草野向冠冕堂皇的转变。儒家学术地位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民族的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先哲讨论已多，本文不想做太多涉及。
之所以在文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儒家的庙堂历程，是因为在西汉后期，儒家学术是如此的兴旺发达，是如此的势不可挡，是如此的纵横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在这种任意驰骋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复古主义思潮，终于掀起了一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风暴、大悲剧，这场悲剧的第一号男主角就是王莽。
从政治复古到经济复古
货币主义的当家人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表示：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公元9年到23年，王莽创立“大新帝国”，在全社会近乎疯狂的复古主义思潮下，在政治领域复古主义的驱动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以王莽为首的一干政客“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开始从政治领域试图逆向驱动经济，终于搞了一次经济大复古，不顾人口质量与数量的现实情况，不顾知识存量，只想在激励机制上做手脚，志向是远大的，但结果是他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
王莽这孩子成功就成功在能把儒家的那套假道学玩得出神入化，翻翻史书，王莽的文章、诏书中随处可见引用的子曰、诗云，一会《孝经》、一会《春秋》什么的，儒家的东西领悟的很透彻、学习的很到位，也就是靠着儒家学术的支持、烘托、炒作，他才成功取得了禅让的资格，值得强调的是，王莽是尧、舜、禹禅让传说之后，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大秦直到汉朝，两千年时间里，唯一一个完成禅让的杰出人物，堪称是千年一见的神奇现象啊，依托于这种成功路径，所以导致王莽对儒家学术难免有些过度依赖。回首前几代帝王，汉武帝嘴上喊独尊儒术，实际上征伐不断、削刮四海；汉宣帝则思考的是“霸王道杂之”，对政治家来说，“儒家”是面旗，挂出来是必要的，但旗子就是旗子，代替不了实际征战的军队，只有到了王莽这里，才把“旗号”当作了“实体”。
拿“钱”逼死你
王莽立国，国号为“新”，想在大新朝混，计算能力不好，那彻底是混不下来的，按王莽搞的那套货币制度，算死你。
从王莽摄政到王莽执政总共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王莽先后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
在王莽摄政的时候，他就对货币改革充满了兴趣，雄心勃勃，要把货币制度恢复到周朝旧制。
按照当时的文献记载，周朝的钱币“子母相权”，就是有大面额、小面额货币配合流通，在政治上靠儒家、周公占到甜头的王莽就开始“更造大钱”，造了一种重十二铢，面额50的大钱；此外又铸造了“错刀”、“契刀”两种货币，“错刀”是以黄金错其文，面值五千，“契刀”面值五百。再加上原有的五铢钱，和新造的面值五十的大钱、面值五百的契刀、面值五千的错刀一起流通，市场上共有四种货币了。
大钱重12铢，就敢面值50铢，哈哈，还记得文景、汉武时期的假币制造者们吗？“你敢死，这就敢埋”，你敢制造巨额利益，咱就敢造假，呵呵，面对如此机会，假币市场再度繁荣。
过了两年，王莽登基后，因为繁体的“劉”字里暗含“金、刀”，王莽看着不顺眼、不顺心，于是就把“错刀”、“契刀”、五铢钱都禁止流通了。
公元9年，王莽下令废止五铢钱、错刀、契刀等几种货币，另外铸造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用。两种货币重量与币值关系不合理，盗铸现象及私用五铢钱现象较多。
公元10年，王莽重新发行货币，总名为“宝货”，分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搞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复杂的货币制度，假设一下，现在突然塞给你四个大小不同的乌龟壳，面值分为2160、500、300、100，拿这乌龟壳上街购物去吧，还要和其他金银等货币进行通用通兑，有点难度吧？
此次货币改革将钱货分六种，包括：面值为“一”的小钱，面值为“十”的幺钱，面值为“二十”的幼钱，面值为“三十”的中钱，面值为“四十”的壮钱，加上面值为“五十”的大钱。
金货重一斤，面值“一万”。
银货分两种，包括面值为“1580”的朱提银，面值“1000”的其他银货。
龟货分四种，以乌龟壳为造币材质，包括面值“2160”的大贝；面值“500”的壮贝；面值“300”的幺贝；面值“100”的小贝。
贝货分五种，以贝壳为造币材质，分为面值“216”、“50”、“30”、“10”、“3”五种。
布货分十种，包括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
各种货币之间还要进行换算，二十八个品种同步使用。
看到这种货币制度，你是不是有一种手痒痒的、想打谁的感觉？王莽在上古的贝壳、乌龟壳那套全翻出来了，加上金、银、钱，把几千年货币制度混杂在一个货币体系下，这谁受得了啊？那时候还没计算器，这种货币制度，还让人怎么买东西、做生意啊？出门打个酱油都要折腾半天这个“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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