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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贞慧瞧了瞧主人，沉吟地劝解说：“张大人之意，似乎也并非如此。他只是就其所知而言罢了……”“兄台休要代他辩解！”史可法粗暴地一挥手，随即转过身，往椅子上一坐，怒气不息地说，“兄台想过么，长公主的臂伤是谁人所斫？是先帝！张绳海这等说，岂非让人以为先帝刻而忍，而流贼反宽而慈。这、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陈贞慧不响了。以他的复社领袖身份，应聘到幕里来办事，在主人面前，自然有相当的进言资格。不过，他却不想滥用这一点。
事实上，他早就发觉，自从得知北京陷落的噩耗之后，素以精明干练著称的史可法，脾气明显地变了，变得冷静、宽容少了一点，急躁、严刻多了一点，常常碰上个小事就毫无必要地发很大的火。陈贞慧也明白，这是由于心灵深受刺激，极为痛苦的缘故。说起来，京师是在三月十九日陷落的。而南京的文武大臣们却一直徘徊观望，拖到四月初一才决定誓师勤王，其情报之闭塞，行动之迟缓，都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史可法，在这件事上自然负有主要责任。虽然尚未有人公开就此提出责难，但明睿而又忠诚的史可法决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不可能不为自己在京师最危急、皇上最绝望的时刻竟然毫无行动，甚至不曾发出一兵一卒前往救援，而感到深深的自责，从此背上了强烈的罪孽感。正是这种内心的折磨，改变了他的性格。可是陈贞慧认为，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如今江南地区的安危，以至大明王朝的存亡绝续，几乎都维系在史可法的身上，并迫切地等待他作出清醒的、正确的决策时，过深地沉溺于这种情绪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十分有害。他一直打算向对方恳切地进言一次，总是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这一次也同样。本来，他试图就张伯鲸这件事再说上几句，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哦，万大人已经来到。现正在签事房候见。”
“他——来干什么？”史可法绷着脸问，显然尚未从气恼中摆脱出来。
“这……不是大人传他来见的么？”陈贞慧微感错愕地说。
史可法不响了，但无疑醒悟过来，而且意识到刚才过于冲动。
终于，他“嗯”了一声，站起来，向外走去。刚跨出门槛，又站住了。
他迟疑了一下，转过身来吩咐说：“烦兄台着人去问一下，适才那几个官员，他们逃难南来，可有什么困窘为难之处，能办的尽量替他们办一办！”
说完，这才迈开步子，向签事房匆匆走去。
第二章
一
陈贞慧所说的“万大人”，就是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万元吉。
此人不久前奉派到江北的扬州去视察军情，于昨日回到了南京。
史可法因为急于了解那边的情形，所以让陈贞慧连夜传催，要万元吉今天就来部复命。
说起来，这又是一件令南京的留守大臣们焦虑头痛的事。本来，北京陷落之后，面对农民军乘胜南下的威胁，已经足够令他们这帮孤臣孽子恸哭奔命，席不暇暖。
谁知，一向被倚为江南屏障的淮扬地区，眼下又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如果是由于“奸民”乘变造反，倒还简单，无非严加镇压就成了。偏偏带头闹事的，却是负有保境安民责任的明朝军队本身，这就弄得大家惟有摇头叹气，一筹莫展。
当然，若说这种动乱同整个事变毫无关系，那也不确切。事实上，要不是两个月前，明军的精锐主力在潼关全线崩溃，那么一向在西北地区同农民军作战的总兵官高杰，就不会率领十余万残兵败将仓皇东窜，横冲直撞地进入江淮地区；同样，要不是北京的轰然陷落，驻守在山东的另一名总兵官刘泽清，也不敢擅自放弃防区，强行龟缩到淮河以南来“就食”。本来，为着抵御农民军的进攻，江淮一线确实需要重新调整军事部署，这共约二十万人的两支军队同时到来，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高杰和刘泽清二人却偏偏极其桀骜强横，他们手下的那批军队更是纪律败坏，贪暴成性。
二路上，他们就是凭借烧杀抢掠逃下来的；到了江淮地区，仍旧毫不收敛，到处打家劫舍，掳掠奸淫，把地方上闹得鸡飞狗跳，叫苦连天。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各地官府迫于士民的强烈要求，只得纷纷起而自保，或者关闭城门，拒绝他们进入；或者在他们四出作恶时，合力加以剿杀。这么一来，双方的关系可就闹得异常紧张。现在，刘泽清的兵马正徘徊于天长、六合一带，意向难测；至于高杰，则看中了扬州地区的富庶繁华，已经悍然挥兵南下，企图霸占这片地盘……史可法是在不断接到来自江北、特别是扬州的大量告急文书之后，迫不得已派出万元吉前往视察的。现在，从汇报中，他得知目前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高杰执意要进城驻扎，扬州官民则断然拒绝。经过万元吉的尽力调解，情况算是稍有缓和。
虽然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但看来不至于急剧恶化。于是，史可法也就稍稍松了一口气，暂且把江北的事务放下，回过头去，继续为物色新皇帝和组建新朝廷苦心筹划去了。
作为身居高位，并对救亡图存的全局负有重责的一位大臣，史可法也许只能、而且应当这样处置事情。不过说到居住在江北、等命财产正受到严重威胁的广大老百姓，情形可就完全是另一个样享。如果说，扬州城里的居民还能凭借高壁深池设法坚守的话，那么居住在县城和乡镇里的士民，便只有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的份儿。特别是有点产业的大户人家，更是纷纷打点细软，举家出逃，争相到江南去躲避风头。就连与史可法颇有交谊的冒襄一家，眼下也正处于颠沛流离的艰难境遇之中。
冒襄和他的家人是四月二十三日离开如皋，沿着陆路向南逃难的。经过两天的跋涉，如今已经来到靖江县的长江边上。作为如皋县的首富，他们这一次举家出逃，人丁和行李的负担，较之一般难民自然要吃重得多；而且不用说，成为盗匪们的抢劫目标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为着保险起见，冒襄已经于昨天，把父亲和即将临产的庶母刘氏，先行秘密送往江南。剩下母亲、妻儿、近百名男女仆人，以及大批箱笼行李，则分乘用重金雇来的十艘大船，由冒襄亲自掌管，准备于次日启程过江。
已是傍晚时分，苍茫的暮色，正从天东的大海那边升腾起来。
但西方的地平线上，那一轮即将隐没的夕阳，还在散发着明亮而柔和的余晖。
这一带，本是孤立于江心的一个沙洲，由于接近出海口，江面陡然开阔，水流也随之缓慢下来，久而久之，不断沉积的泥沙便使沙洲北面的航道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浅，渐渐同北岸连接起来。现在，沟洫纵横的洲渚上，已经垦出了一片一片的稻田，聚起了一个一个的村落。芒种已过，端午将临，在夕阳的映照下，稻田里的簇簇秧苗，仿佛展开了一片墨绿色的、闪着金光的地毡，显得那样宁静，那样旷远。
每当江风吹来，秧苗就轻轻摆动着，把一层一层的轻浪，向天边远远地传送开去。
这时，河汊上、田塍里的水面便荡漾起来，晚霞的倒影被搅乱了，于是又平添了几许变幻，几许缤纷……这一路行来，虽然还算顺利，而且此刻周遭的景色，又令人颇为心旷神怡，但是冒襄却丝毫不敢大意。因为这些年走南闯北的经验告诉他，世道人心已经变得空前败坏，特别是在这种动乱的当口，对于他们大户人家来说，到处都隐伏着随时可能突发的仇恨和杀机，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都会招致飞来横祸。所以，用过晚膳之后，冒襄特地领着几个亲随，再一次四处巡视一遍，直到证实各条船上的情况并无异常，那临时雇来充当护卫的二百名本地村民，也都三五成群地分散在船队周围，老老实实地呆着，他才重新走回来。虽然已经颇为疲倦，但当想到还不曾向母亲道晚安，他便又振作精神，挥退仆从，独自走过中舱去。
冒襄的母亲马氏，是一位心地慈和、乐善好施，但又十分胆小的老妇人。长期的养尊处优，使她变得经不起任何风浪，一点点动静，就能把她吓得要死。两年前那一次，冒襄的父亲冒起宗奉调前往湖北襄阳，去做左良玉的监军。如果当时不是马夫人日夜哭泣，生怕丈夫就此断送了性命，冒襄也许就不会千方百计地奔走请托，乞求朝廷把父亲调离剿“贼”前线，他本人也不会因此招致舆论的非议。但作为儿子，冒襄当然不会因此责怪母亲。不过，这一次逃难，老太太是否受得起颠簸惊吓，会不会弄出什么病症来，可就成了冒襄最担心的事。所以一路之上，他哪怕再忙再累，每天总要上马夫人跟前探视上三四回，说上些宽慰的话，直到老太太安静下来，脸上重新有了笑影，他才放心离开……现在，冒襄已经踏人中舱，映入眼帘的景象使他不由得一怔。
炕床上，马夫人身上裹着一床被褥，蜷缩在角落里。她那张美丽的、有着端正鼻子和淡淡眉毛的椭圆脸，现出恐怖的神色，身子还在微微发抖。春花和春桃两个丫环，紧紧地护持在她的身边，春花手里还拿着一把剪刀什么的。在她们的紧张注视下，丫环春燕和春英则全身俯伏在炕前，把耳朵紧贴在舱板上，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什么。
“母亲，这是……”冒襄莫名其妙地问。
马夫人惊慌地抬起头，瞥了儿子一眼，却不回答，只是焦急地追问伏在地上的丫环：“怎么样，你们可听见了？”
“禀太太，婢子不、不曾听见。”长着一张胖圆脸的春燕抬起头来，迟迟疑疑地回答。
“怎么会听不见！企企企啤腋崭仗靡磺宥 甭矸蛉朔⒓钡丶岢郑翱斓悖偬？春燕不敢违拗，重新把耳朵贴了下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见母亲张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