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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老师开心地笑了。她笑了一通，说，“刘以圣”是他的名字，“印”是指印章。
春忆说，为什么要刻上“印”呢？刻“刘以圣”就行了嘛！名字刻在印上，当然就是他的印，再刻一个“印”字，不是多此一举嘛！
我们三个人，笑着回忆起雪老师在课堂里说起过的一个笑话。有一个卖西瓜的，在一堆西瓜前竖了一块牌子，上写“此处卖西瓜”。过来一个人，建议他把“此处”两字拿掉，说，没人会以为你是在别处卖西瓜的！于是牌子上只剩下“卖西瓜”三个字。又过来一个人，对卖西瓜的说，你的西瓜堆在这儿，没人会以为你卖的是山芋，“西瓜”两个字纯属多余，可以不要。于是牌子上只剩下一个“卖”字了。又过来一个人，说，你的西瓜堆在市场上，当然是卖的，还写一个“卖”字做啥？
雪老师说这个笑话，是要我们明白，写文章、说话，都要语言简洁，要惜墨如金。
雪老师教我们初一（1）班语文。
印章不一样，雪老师说，它是一种格式，不算噜嗦。她告诉我们说，还有的印章，上面会刻上“某某某之印”，或者“某某某印信”。当然，也有什么都不刻的，只是“某某某”。
刘以圣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是一位老先生，家里有很多书。红卫兵破“四旧”，抄了刘以圣的家，把他的书大部分都烧掉了。雪老师说，堆在他家的院子里烧，火光冲天，烟腾起十几米高。结果救火车都开来了，以为是失火。刘以圣老先生当天夜里就自杀了。雪老师说，他死得很奇怪，他在一只痰盂里装满水，脑袋钻进痰盂里，就把自己淹死了。
头卡在痰盂里头了，拔不出来了。我想就是这样。
这本书是我偷偷拿走的，否则也被烧了。雪老师摩挲着《晋阳秋》的封面，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本书。
雪老师屋子里只有两张凳子，她坐了一张，另一张春忆坐了。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床上。
在家里，我睡的是一张铁制大床。它是父母结婚的时候买的。这张婚床经过了十多年潮湿空气的侵蚀，早已经锈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锈，床栏上的油漆，早已剥落殆尽，深绿的底色和红莲的图案，费再大的劲也很难辨认了。似乎这床，从来就未曾上过漆，从来就是这副样子。在床栏上靠一靠，身上就有了锈。在床沿上坐一坐，屁股上也有了锈。把垫被掀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褐色的网格，一动，锈的铁屑就纷纷而下。第一次被父亲打破了头，我闻到了自己血的气味。血腥味让我想起我睡了十一年的铁床。铁床上的锈，就是血的气味。
但是铁床坚固，它虽然锈蚀不堪，却毫不动摇。即使是在床上跳，腾跃，它也不发出一点声音。它的四条腿，像大象一样粗壮、稳重。
雪老师的床，是一张竹床。我一坐上去，它就嘎嘎响了起来。我吓了一跳，站了起来。雪老师笑了，说，只管坐，只管坐，它不会咬你！
翻一个身，就会嘎嘎响，睡得着么？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雪老师说，习惯了，嘎嘎嘎嘎的声音，我听到它，就觉得很安全的。我睡不着的时候，就故意翻个身，动动，让它响。听到它响，我就放心睡了。
我看了看雪老师丰腴的身体，我想象她翻身的样子。她睡在被子里，她翻身，被子就波动起来。嘎嘎嘎嘎，我坐下去，听到了竹床的歌唱。
有时候雪老师并不知道我们躲在她的窗外。我们蹲在她的窗子底下，偷窥她。看她在橘黄色的、大伞一样的灯光下看书。她小心地，缓慢地翻动书页。她翻书从来不蘸唾沫。她冰雕玉琢的手指，轻柔而准确地将书页拨起来，一边看，一边翻过去。她拉开抽屉，取出一颗糖，将糖研究了一番，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她把糖纸抹平，轻轻地，细致地抹平，夹进了书页之间。
她合拢书，站起来，从床底下拎出了一只马桶。她开始解她的裤子。但她突然停了，她向窗口走来。我紧张得要命，立刻缩紧脑袋，不让她发现。唰的一声，她拉上了窗帘。
第二天在课堂里，我不敢接触雪老师的目光。
后来我和春忆发现，雪老师的门上有了一道裂缝。我敢肯定，这道缝，从前是没有的。一定是冬季干燥的风，让木质收缩，令其开裂。通过门缝，我们只能看到雪老师的后背。她的长发散落在肩上和后背上。她洗了头，她在潮湿的头发底下，衬了一条毛巾。她一边看书，手里拿着木梳。她看一会儿书，就用木梳梳理一下头发。她的头发越来越干了，越来越蓬松。透过门缝，仿佛能闻到她头发的香气——香皂的气味。她梳头的时候，头很优雅地歪向一边，她的下巴在黑发中时隐时现。她的下巴精巧，线条流畅。她的嘴唇鲜红。我想起在灯光之下，坐在她的床沿，近距离看她的时候，看到她唇上的茸毛，被灯光耀得金黄。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块手帕，一块湖蓝色的手帕，把她的头发扎住。从门缝里看去，她那被挽住的长发，从头顶，一直向腰际流泻，就像一道黑烟，在空中悬浮。零级无风，烟往上冲。
有一天我在教室里，雪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我的手，在我的裤袋里，碰到了我的阴茎。它翘了起来。我握住了它。雪老师的声音，在教室里，像山谷的回声一样，飘来荡去。她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她只是用歌唱般的语调在朗读课文。她在向我们示范，那叫 “范读”。她的额头饱满，脖子洁白，她的肩膀窄窄的，胸部丰满。她的臀大得有点夸张，但腰却是纤细的。我的手，在裤袋里鬼使神差地动起来，我双颊发烫，视觉模糊。我的身体像气球一样浮起来。雪老师的声音，和她的形象，变得不再真实，却又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她的长发散开来，烟一样弥散，在整个教室里弥散，将我包裹。我像一条鱼儿，游曳在她的黑发里，黑发的浪波里。她的黑发风一样吹拂着我，让我的每一寸肌肤，都感受到了轻柔的抚摸。我恍然在梦中。一股温热而黏稠的液体，从我的体内喷出，我一阵眩晕，从空中落到了地上，落到实处，落在了教室里，落在我硬邦邦的座位上。裤裆里温热的液体，渐渐变凉。最后变得冰凉。
我们一次都没有发现潘老师走进雪老师的宿舍。倒是有几次，看见他在雪老师宿舍外的空地上，和她一起打羽毛球。有风的时候，潘老师就逆风，因为他力气大。他啪啪地抽打着羽毛球，羽毛球像棉花一样，在风中轻飞。尽管潘老师每一只球，都努力拍打到雪老师的面前，以便她顺利接住。但她仍然东奔西走，追赶着球。她虽然打顺风球，但还是显得吃力。她用手帕挽住的长发，在背后甩来荡去。像烟一样。她脸颊潮红，额头油亮。她出汗了。由于奔跑，她的胸脯颤动，尤显出饱满和柔软。有一只球，从潘老师那儿飞过来，击中了她的胸部。球反弹了起来，她咯咯咯笑弯了腰。
起先只有我和春忆两名看客。后来，观众越来越多。潘老师打球，表演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多了。他似乎不再像先前那样照顾雪老师，他居然对准她扣杀起来。他要在众人面前显示他“高超”的球艺？我想他的羽毛球水平，也不怎么样。当然与他打篮球相比，还是要略强一些。他不再将球一个个送至雪老师的身边，他东吊一个，西吊一个，搞得雪老师左奔右跑，累得直喘气。他几乎是在当众玩弄雪老师。观众中笑声不断，因为觉得雪老师的狼狈十分有趣。潘老师因此更来劲了，为了取悦于观众，他对她更不留情了。但她是顽强的，并不屈服于这种戏弄。她努力地奔跑着，努力接球。她的水平似乎也很快提高了，她的接球能力明显提高了，她甚至尝试反击。
有一只球，她抽打过去，居然击中了他的脑袋。球射中了潘老师光亮的前额。他居然没能躲开。我似乎听到羽毛球在他的脑袋上发出了一声响，咚——空洞的一声响。我感到快乐极了。我想要是这球是一枚子弹，将他击中，他应声倒地，那才叫痛快呢！
观战的人群里爆发出大笑。潘老师摸了摸他的头，看来确实有点儿痛。他非常可厌地皱着眉头，苦笑一下，向大家解释说，球打到了身子的正中，是最难接住的。他的意思是，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雪老师太狡猾了，打中了他的弱点。
春天了，窑港里停泊的船儿多起来了。砖窑上的爬山虎，也泛出绿色来了。我知道爬山虎正一刻不停地伸出无数触须，蛇一样向上爬动。在烟囱上蔓延、缠绕。它用不了多久，就会将略显歪斜的烟囱勒紧。如果砖窑是一个活物，而烟囱是它的脖子的话，那么它不久就会被爬山虎勒死。它将无法呼吸。爬山虎的触须，会像利爪一样，深入每一道砖缝。在那个春天，爬山虎正要大显身手，却被人无情地扯了下来。他们用镰刀割它，戴上帆布劳动手套扯它。最后，点了一把火，把爬山虎烧成了灰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在砖窑的烟囱上写上几个字。他们找到我父亲工作的影剧院来，请他帮忙，让他在烟囱上写几个字。他们说，爬山虎已被清除，而写字用的石灰水，也已经调制好了。油漆刷子也准备了几把，只等父亲出马。
父亲只需在烟囱上写三个字：幸福窑。因为烟囱不高，三个字正好。我想，如果烟囱有足够的高度的话，他一定会受命写上“某某人民公社幸福窑”这些字的。一根绳子，一头系在父亲的腰间，一头则从烟囱顶上穿进去。窑里派了两个人，在烟囱底下拉绳子。父亲于是像蜘蛛一样，被慢慢吊了上去。他一手提桶，桶里装着石灰水，另一只手，则拿油漆刷。他一共带上去三把油漆刷，还有两把，像手枪一样别在腰间。
绳子把父亲往上吊，父亲的身体悬空，他控制不了自己。他们拉一下，他就升一截。他在上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