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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以前，欧洲石油市场几乎完全被号称“七姊妹”的美、英、荷三国的七大石油财团（其中美国就占了五个）所垄断。它们不仅勒索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各石油需求国，而且百般盘剥石油输出国。1956年，以恩·马特为总经理的意大利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诞生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七姊妹”的挑战。而马特在与伊朗签订石油开采合同时，又按利润的75％归伊朗、25％归意大利的比例达成了协议。这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作法无异于要了“七姊妹”的命，因为它们过去一直是按对半开的比例剥削石油输出国的。一时间，数不清的电话和匿名信飞向马特，除了威胁、恫吓就是咒骂。“七姊妹”的特使也“拜访”了马特，企图拉他入伙。马特没有屈服。于是，他成了谋杀对象，周围经常出现一些行迹可疑的人。马特的飞机驾驶员伯图西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屡建功勋，他的警惕性很高，恐怖分子第一次破坏飞机的阴谋就是由于被他发现而失败。但这一次，在卡塔尼亚机场，眼看飞机就要起飞，可伯图西却突然被叫去接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他一离开飞机，就有三个机械师打扮的人跑来对飞机作了一番“检查”。这一切被机场酒吧间老板注意到了，因为他过去从未在该机场见过这些“机械师”。
飞机失事后，酒吧间老板曾向一个记者透露了这一情况，但当警察赶去询问时，老板却失踪了……
马特死后，意大利警方也忙乎过一阵子，但由于此案背景太深，最后不了了之。但有许多正直的意大利人却没忘记恩·马特，西西里《时报》经理马乌罗·杰马乌罗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经过多年调查，终于掌握了一些有关利焦及其背后的某些大人物杀害马特的有力证据。1970年9月中旬，他高兴地告诉几位记者，说他的调查已快接近胜利，可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显然，这又是“红色报春花”的“功劳”。
马乌罗的死在西西里新闻界激起了公愤，警方不得不投入力量抓紧破案。次年5月，西西里总检察长皮特罗·斯卡廖内向一群记者宣布，他已查出绑架并杀害马乌罗的凶手。但当他离开记者走到一个较僻静的十字路口时，只见“红色报春花”向他迎面走来，总检察长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利焦手中的冲锋枪就响了，子弹像冰雹般地向斯卡廖内袭去……
美国黑手党
——“我们的事业”
西西里黑手党的毒蔓，早已牵出意大利国界，伸向了欧洲、亚洲、美洲……这支毒蔓在国外结出的最大“硕果”，就是美国黑手党的主要组织——“我们的事业”。据《迪尼斯世界纪录》记载，“我们的事业”乃当今世界的犯罪组织之冠。它的成员多达5千余人，分属26个家族，全年的“纯收入”高达253亿美元。
“我们的事业”最早是由意大利移民组织起来的，所以，它的各家族的“教父”们用的都是意大利人的姓名。当然，他们都具有美国国籍。在美国实行“禁酒法”时期，“我们的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各家族大规模地从事酿造和贩卖私酒的勾当，从中赚得了大笔收入。同时，开设赌场妓院，杀人绑票，也是他们的主要“事业”。“禁酒法”取消之后，“我们的事业”又迅速由私酒买卖转向了毒品生意。在这项一本万利的“事业”中，美意两国黑手党紧紧地勾结了起来。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所谓的“法国贩毒集团”被破获之后，西西里就取代马赛成了世界最大的海洛因生产中心。许多在法国、土耳其等国已难以安身的“化学工程师”又在西西里岛上的现代化海洛因提炼厂里重操旧业。这些加工厂每周可生产出40公斤海洛因。据最新统计材料表明，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毒品来自西西里。仅这一项“事业”，每年就要为黑手党提供22000亿里拉的“纯利”，相当于意大利货币总储备的五分之二。
在介绍“我们的事业”时，还必须提一下“芝加哥太上皇”阿利·卡庞。此人乃美国黑手党历代“教皇”中最残忍的一个。他体重130公斤，外表温文尔雅，打扮端庄正派，可腰间随时都掖着两支手枪，行动异常诡密。阿利·卡庞一生中曾参加和策划过215次谋杀。无论何人，只要被他“判处”死刑，就是躲到天涯海角也难逃厄运。有一次，他的一名弟兄因充当警察的坐探被发现，急忙逃往国外，隐姓埋名，但最终还是在一列国际快车上，被阿利·卡庞亲手割断了喉管。
在阿利·卡庞的“事业”中，有一项特殊业务——替人教训或剪除仇人。他专门为此制定了一份“价格表”：痛打一顿——2美元；打伤双眼——4美元；打断鼻梁或击碎下巴——10美元；割掉双耳——15美元；打断一只手或一条腿——19美元；枪击大腿——25美元；捅一刀——25美元；全活（即杀死）——100美元。这是二十年代被美国警方查获的一份“价格表”，至于现在，当然早已“涨价”了。阿利·卡庞晚年居然得以善终，这在黑手党头目中实属罕见。
电影《教父》拍摄前后
六十年代末，一个名叫约瑟夫·瓦拉西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在一夜之间成了震惊西方世界的新闻人物。他为了保全性命，逃脱“我们的事业”的复仇，破坏了“奥梅塔”准则，向警方交待了黑手党的大量内幕。瓦拉西的“自首书”长达1180页，大概是由于内容牵涉到联邦调查局和某些大人物，所以一直不见公布。
但一部根据瓦拉西的部分交待编写的电影剧本却送到了著名导演艾伯特·拉迪手中，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教父》。拉迪聘请了美国名演员马龙·布兰多担任主演。正准备开拍，拉迪却接到无数恐吓信和匿名电话。拉迪明白自己惹恼了黑手党，但又舍不得放弃拍摄，就决定亲自去“拜见”真正的“教父”，纽约黑手党五大头目之一的约瑟夫·科洛姆勃。
1971年2月25日晚，纽约某大饭店的舞厅里灯火辉煌，1500多名“美意保护公民权联合会”的会员们要听取导演拉迪的“公开解释”。拉迪向这些科洛姆勃的门徒保证说，《教父》将是一部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偏见，反映当今美国社会腐败堕落的影片，绝不会指摘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只会为他们的艰苦生活讲话，而且，影片中的情节人物纯属虚构，云云。
经过拉迪的几番努力，《教父》的拍摄终于获得洛姆勃的“恩准”，但拉迪也被迫删改了剧本，去掉了“黑手党”、“我们的事业”等字眼，而且整个拍摄过程还得接受黑手党的秘密监督。科洛姆勃也表现了一点“宽宏大量”：派了一部分弟兄去充当配角，说是为了使影片中的意大利人“更像意大利人”。
最后，差点流产的《教父》终于上演，并轰动了世界。但使人们更为震惊的，却是《教父》上演没几天，现实生活中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影片中的恐怖场面，而且情节极其相似，唯一不同之处，恐怕只在于倒在血泊中的人不能再爬起来卸装而已……
1971年6月。纽约市中心某公园。美意保护公民权联合会的成员正在集会。科洛姆勃“教父”在接受人们的恭维。突然，人群中一声枪响，科洛姆勃身体一歪，鲜血迸流。他受了致命伤，几天后就一命呜呼了。
不久，报界报导说，刺杀“教父”科洛姆勃的凶手，是另一“教父”卡罗（又名查尔扎·甘比诺）的部下，名叫乔·盖洛，外号“疯子”。而老科洛姆勃一死，卡罗就成了纽约黑手党的“新教皇”。
但科洛姆勃家族的人不会善罢甘休。1972年4月6号，“疯子”乔·盖洛43大寿。他同新婚的妻子，前妻留下的女儿及亲妹妹在家中大宴宾客。宴会一直延至次日清晨。时钟刚刚敲完六点，一个不速之客突然从外面闯进，随着几声枪响，乔·盖洛及其保镖相继倒在血泊之中。三天后，盖洛进了铜棺。下葬时，他的妹妹在墓前对天发誓：“乔，我要让鲜血染红大街！”果然五天之后，纽约大街上新出现了五具黑手党分子的尸体。
1984年9月29日凌晨，意美警方联合发起了“圣迈可节闪电行动”。3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封锁了巴勒莫的大街小巷。包括格雷科家族的家长在内的140名黑手党分子被戴上了手铐，另有70余名嫌疑犯被拘留。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警方也逮捕了28名黑手党要犯，他们将被引渡回意大利受审。这次行动触动了黑手党的根基。但是，如果认为黑手党已就此被消灭或从此一蹶不振，那就未免太天真。黑手党本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它就绝不会被彻底消灭。前面提出过的那个老黑手党分子詹蒂尔说过：“黑手党不是今天才冒出来的，也绝非明天就可以被剿灭。因为它早已盘根错节；而且，它从不原谅任何一个与它作对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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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045
Title ：瞿秋白的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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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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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同志所治印章，古朴雅致，为朋辈所喜爱。二十年代初，《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公子高君箴。婚礼采取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主婚人的两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郑与秋白同志友善，去信请他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