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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了。
基里洛夫真不愿去看卡车前轮下的情况。他想，现在应当用牵引车把自卸汽车从墙里拽出来，前轮下的情况可以过一会儿再看，因为压在下面的那个妇女已经死了。想到这儿，他便先去看驾驶室——那里面可能还有活着的人。
自卸汽车的驾驶室被后面满载的车斗挤瘪了，里面堆满了碎石，费了很大劲才把车门打开。一看，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折断的操纵杆刺进了他的胸膛，这情景使基里洛夫不禁打了一下寒颤。
驾驶室里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似乎有些奇怪，他的手也握着方向盘。于是使人产生这样一个推测，即在出事之前，两个人——司机和搭车人——正在争夺方向盘。
“这可能就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基里洛夫自然地这样推测，同时伸手去抱那个小伙子——他的伤势显然要轻得多。
此后的一切便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行动组接到基里洛夫的电话赶来后，立即开始清扫马路，疏导被阻塞的车辆，用卷尺丈量并绘制事故现场的示意图，接踵而至的急救车立即将受害者送进医院，基里洛夫则忙于讯问停在距车祸现场不远的那辆巨型公共汽车和被自卸汽车逼到路边的两辆小汽车的司机和乘客。
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自御汽车直行，没有任何可见的原因使得它必须转弯越过马路中心线，然后又驶上人行道，撞进墙里。一辆小汽车的司机说，他看见自卸汽车的挡风玻璃后面人影晃动不已，好像搭车人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但他不敢肯定，因为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而且从小汽车里是由下往上看，看不大清楚。
公共汽车司机倒是和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人处于同一水平位置。但他们相距太远，因而司机只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印象，觉得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两个人靠得异乎寻常地紧，然而，却没有看到任何争夺的现象。公共汽车里的乘客则只看到自卸汽车莫名其妙地拐了弯，此外便是详细描述自卸汽车如何撞墙，如何响起玻璃碎裂以及车祸以后自卸汽车的位置等等。
但是，一个目击的过路人去主动来找基里洛夫，说他看见搭车人在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司机的叫喊声，好像叫的是“坏蛋！”这就已经是事故原因的直接证据了：搭车人强行干扰司机的工作。
然而，搭车人为什么要这样？原因何在？
基里洛夫为此琢磨了一整天。晚上，他往医院打了个电话。
“司机死了。”值班护士告诉他，“您可以同那个年轻人谈谈，他姓伊万诺夫，名字叫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明天来吧。”
“两条人命！”基里洛夫摇了摇头。
第二天基里洛夫来到医院。他披上一件干净的白大褂，上面一个扣子也没有，袖子飘着几根带子——没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穿这种褂子，然后走进伊万诺夫所在的病室。护士指给他伊万诺夫的床位，只见上面倚枕斜躺着一个２０来岁的年轻人，两眼红肿，不知是由于失眠还是眼病。
基里洛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让病人不要紧张，不要坐起来，然后提出第一个问题：“您怎么会在汽车上？”
“搭个便车。”病人回答得很简短。根据伊万诺夫答话的语气，基里洛夫明白这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怎么出事的？出事之前有些什么情况？”
伊万诺夫沉默了一会儿。基里洛夫觉得沉默的原因主要倒不是伊万诺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他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谈话（他不善于掩饰）。可是，伊万诺夫却回答了，而且这个回答完全出乎基里洛夫的意料。
“当时我发现司机快死了，”伊万诺夫说，“他马上就要死了，他脑子里出了问题。为了避免和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所以我去抓方向盘。”
伊万诺夫的声音很小，但讲得很肯定。于是基里洛夫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可是有人把司机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担心他夺司机的方向盘时被人看见了，所以杜撰了这样一个说话。
“太天真了。”基里洛夫心想。“现代医学可以准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死因……”不过，他不愿意用这样的回答来折磨一个躺在床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病人。于是他用似乎是表示同意口吻说：“根据您的说法，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就这样写：您发现司机的情况异常，所以想夺过方向盘。”
“不是情况异常，是快死了。不过反正是一样。”
“这以后就发生了事故。”
“对。”
“最后一个问题：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告诉您说司机已经死了？”
“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我当时就已经知道司机快死了，所以我才抢过了方向盘。”
最后一句伊万诺夫的说得非常坚决，甚至从床上欠起身来。基里洛夫也站了起来，由于不愿为难病人，所以用安慰的口气说：“谢谢，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好好养伤，伤好以后我们再仔细谈。”
中尉点头告别；病人重又靠在枕头上，并疲倦地转过头去。
基里洛夫出了病室以后，便去找值班医生问司机死亡的原因。
值班医生从档案夹里找出死亡鉴定，看了看，然后对基里洛夫说（看来他同民警打交道已经颇有经验了）：“记下来吧：今天７月１０日因车祸受伤入医院的病人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被折断的操纵杆刺入肋间造成的外伤不构成死亡的原因。”
基里洛夫迅速地记着，惊讶的心情暴露无遗。值班医生有些不解，因为他习惯于看到警方人士对任何惨痛的消息都持冷漠态度，于是便问基里洛夫：“这个鉴定有什么地方使您感到奇怪吗？”
“请告诉我，”基里洛夫不作正面回答，“是否可能有人告诉了伊万诺夫，说他同车被送到医院的司机死了？”
“我们医院里的人绝对不会！”医生保证说。
“他可能在救护车里听到吗？”
“嗯，当然可能……不过……”医生找到一个档案夹，打开看了看。“根据病历看，伊万诺夫在送医生的途中处于昏迷状态。”
“他被抬上救护车时处于昏迷状态。这我记得，”基里洛夫说，“但他可能上车不久就醒过来，并听到车上的医生人员关于司机已经死亡的谈话……”
值班医生耸了耸肩。基里洛夫继续往下说，却又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可是，救护车上的医生人员不可能当时就确定了死亡的原因啊。而伊万诺夫却告诉我，说司机在开始就快死了，而且还说出了死亡的原因——脑子里出了问题。值班医生表示不满地看了基里洛夫一眼，然后又取出司机的病历档案，解释道：“对这个问题，这上面有回答。进行病理解剖的医生对死亡的时间无疑是很感兴趣的，他必须明确：究竟是先死亡，后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死亡——尽管所受的伤并不构成死亡的原因。瞧这儿，根据失血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特征，病理解剖医生是这样作结论的：‘死者是在生前受伤的。虽然很快便由于脑溢血而死，但死亡的时间是在车祸和受伤之后。’急求医生所作的结论也是这样的。”
“明白了。”基里洛夫表示同意。“那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即在车祸发生之前司机便已经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车祸就将是他的昏厥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可以。这是完全可能的。中风，也就是脑溢血，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失去知觉。”医生回答说。
基里洛夫点点头。医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伊万诺夫的情况怎么样？”他问医生。
“轻微的脑震荡。躺两个星期就会完全复原。”
好了，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都很吻合。自卸汽车的司机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汽车失去了控制。伊万诺夫发现后便抓过方向盘把汽车控制起来，但他没弄好，发生了车祸。自卸汽车撞进墙里并压死了墙边的一个过路女人。司机受伤以后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然而受伤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伊万诺夫只受到较重的碰伤，不过仍然得躺些时间，虽然死了两个人，但基里洛夫个人认为这一事故中没有犯罪者。当然，这个案子应该转向法院审理，法官们将对事故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分析研究。不过，他们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其实管这些干吗，这和基里洛夫已经没有关系了。到时候只要求他提供事故的详细情况，这他是能作到的。
两周以后。基里洛夫被叫到检察厅的侦查员那儿去了。
经过侦查员的会客室时，基里洛夫看见那儿坐着伊万诺夫。他看了基里洛夫一眼，很审慎地同基里洛夫互相打了个招呼，但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热情。
基里洛夫同侦查员费拉托夫虽然多次在民警局的一些办公室里见过面，但互相并不认识。侦查员请基里洛夫坐下，又把一份询问记录摆在自己面前。他先提了几个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问题，然后问道：“您看见那个搭车人伊万诺夫时，他的手是握着方向盘的吗？”
“对，我在报告就已经写了。”
“伊万诺夫说当驾驶员的情况异常时，他试图把汽车从危险中挽救过来，是吗？”
“伊万诺夫是这样明确地对我说的，说驾驶员马上就要死了。”基里洛夫回答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他不是说情况异常，而是说快死了。医学鉴定果然证实驾驶员在车祸后很快就死了，但并不是因受伤而死的。”
“就是说，驾驶员死于车祸之后。”费拉托夫特别强调“之后”这两个字。“车祸前他还活着。那么，有什么必要干扰他呢？情况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呢，即伊万诺夫是妨碍了司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