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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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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

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首先冲击的是国防部。当时,国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园一带,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单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三点,军队院校学员们突然包围了这几个军事机关,吵吵闹闹地叫嚷着要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他们认为李天佑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天,学员们在殴打了警卫战士之后,冲进大院,赖在里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来不可。

面对着这种局面,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在请示军委叶剑英秘书长以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会对统帅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对冲进大院的学员,要他们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来了一个“四不政策”,即要求对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对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青年部长辛国治等几个全军文革的成员,先后出来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都是讲不了几句,就被学员们齐声高呼口号声给压了下去。最后,还是张春桥和戚本禹拿着陈伯达的一张便条到了现场,向学生们宣读说:“我听说你们冲进了国防部,心里很不安。国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地方,你们冲了不好。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但是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你们很快撤离国防部。”听了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学员们虽感到很意外,并且也很不满意,但是无人敢提出异议。不久,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们陆续散去。

但这仅仅是军队院校学员冲击驻京的军事机关的一个开头。从一九六六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住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机关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档案,肆无忌惮地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领导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

别的单位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单单从我们空军来说,当时从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空军院校和空军工厂的造反派,到处冲击北京的空军机关,把我们空军闹得乌烟瘴气。当时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三千多人,住在空军其它机构的学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造反派一冲进大院,就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统统占领,使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那个时候,造反派都是以揪“走资派”为荣,谁揪出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也就越大。所以,空军院校和工厂的造反派到了北京以后,最主要的矛头就是对着我,想揪出我这个“空军最大的走资派”。为显示这个决心,他们还在我家门口前面的马路上,写了好几米见方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吴法宪”。除了揪我以外,他们也揪余立金和成钧等。闹得最凶的,是西安空军通讯学校、空军技术学院,以及太原空军机务学校的学员。除了院校的学员,空军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来了不少,他们和学员们会合在一起,天天要你接见,要你交代问题,要你参加批斗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空军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飞机在天上飞,搞得不好就会摔飞机、出事故。更令人担心的是,万一形势动乱,失去控制,飞机跑到台湾或国外其它地方,我这个当空军司令的,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不得已,我向代总长杨成武作了汇报。他当时也面临着造反派的冲击,为避开学员们的揪斗,已经离开了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里。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要我直接请示叶剑英,是否也像他一样,住到第五招待所去。于是,我又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要我先上他家里去住几天。他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暂时不要叫吴法宪回去了。”

可是老住在叶帅家里也不行啊!这样不仅对他干扰太多,而且空军的机关乱成这样,我也放心不下。因此,我在叶剑英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出来了。

哪知道,我刚刚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就要来揪斗我。他们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准备给我带,准备了墨汁要涂我的脸,还准备了剃刀和剪子要剃我的阴阳头。这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就通知我去“营建大队礼堂”。那时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不准建楼、堂、馆、所的三令五申下,整个空军大院都没有建什么像样的礼堂,更没有后来那样的体育馆,只是把建设大院时施工部队留下的一个简易饭堂,修改成为一个简易礼堂。这个简易礼堂,就被人们称为“营建大队礼堂”。周围的同志都告诫我不能去,说是一旦去了,很可能就回不来。他们说,在这种批斗会上,万一局势失去控制,后果就会很严重。

不得已,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叶剑英。叶帅叫我不要参加大会,并立即离开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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