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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杲�90。顾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出色，此时已退休，生活在费城。尽管顾教授和他的子当时住在一套窄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绵恒父亲晋升之后开头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们还是高兴地接受绵恒他们家合住。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在他的晋升公布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
江泽民给沈永言打电话，并不只是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和他聊天放松，这次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一件仍然使他牵肠肚的事情。
“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他指的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早已过时的专著的翻译，这个工作已拖了数十年之久了。当他希望要成为一名教授时，他又重新着手做这件事了。
“泽民，你已经总书记了，”沈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在出版商将书送给他之前，都没有放松过。他在书的“前言”里概括了内容，并对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它的写作日期是“1989年11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团结了江的领导层。显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动，晚上在写作。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的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骄傲。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他的恩师已经去世，但江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江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他还购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同事。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当时，尽管江泽民表面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烦心。中国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萧条时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全国上下充满了怨气和相互指责之声，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外国投资也已中止。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楼，谁住在哪里。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即使是向来对外交事务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理查德·尼克松，当初也不看好江泽民。
第11章 1989年7月－12月“人非圣贤”
江泽民向焦虑不安的香港与澳门代表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让他们安心。“我搞我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江告诉他们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要尊重共产党的政策。“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在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松懈提出批评的同时，江也强调了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交流。“我们应大胆地从中国古代教育与外国教育中汲取所宝贵的东西”，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但在同一周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也表示：“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到底的同时，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
7月28日，好像是为了回应学生运动的要求，政治局宣布将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党内的裙带关系。几个高层官员的后代很快就落入了法网。信息很明确：江泽民对打击腐败是认真的。（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被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允继续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不许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甚至年终奖金和发放的物品也被削减。）
7月，江泽民首次出京，视察的是庞大的三峡大坝未来所处的位置，这将成为世上最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工程，是李鹏支持的。江返京后到医院看望了李鹏，在“天安门事件”后，这位总理就病倒了，现在正在医院中休养。李鹏在2002年退休后不久就出版了他的个人日记，在其中，李引用了江安慰他的话：“既来之，安之。长期的压力和疲劳会使人生病。”
“三哥被任命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月份我到北京出差时，”江泽慧回忆道，“他请我到中南海与他一起吃晚饭。我儿子和我一起到了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勤政殿——这里也是他的临时宿舍。这里并没有么特别之处。最怪的是，在这次相聚中，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寻常的。”
当江泽慧提到家里正为纪念他们的父亲江上青牺牲50周年筹划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计划于8月29日举行）时，江泽民对这个主意表示反。“正是动乱时学生们所抱怨的事情，”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削减这些官方的庆典。”
江告诉妹妹，纪念会可以开，但必须遵守三条原则。第一，仪式从简；第二，亲戚们绝不能接受宴请和招待；第三，亲戚们决不能向地方官提任何特殊要求，外地亲友来访时也不应期望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江建议妹妹只献一个花篮。
8月初，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所有这些人最后都去了北京，在中央担任显要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江作了第一次职务任命，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任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这是个起协调作用的关键职位，具有很大影响。江任命他忠诚的秘书贾廷安为“江办”主任，这也是个副部级的职位。（贾随江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这一选择非常明智，曾庆红具有机智的政治敏锐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关系：他的父亲曾是军队指挥官、党的高级领导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华东很有影响，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门生之一。他的母亲曾是一位早期的党的工作，是参加过长征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女性之一，并曾任一家幼儿园园长，许多高干子女都曾在这家幼儿园就读。事实证明，不论是在行政工作还是在政治策略上面，曾庆红对江的帮助都是无可估量的。
1周后，江泽民支持了领导集体的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加强并完善党的领导，”江当时说，“而不是削弱、剥夺或废除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江也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中国一位知名的电影导演李前宽完成了一部名为《开国大典》的电影，该片记叙了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伟大历程。内容包括三大战役，影的高潮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部辉煌的、政治上正确的影片，但有一个问题，李决定将毛泽东的宿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过去在大陆影片中所描绘的那个单纯的恶棍。审查人员不准该影片公映，除非李改变对这位蒋委员长的描写，把他描述得更加凶残。但他拒绝这样做，这部备受瞩目的上下集影片被搁置起来。
“有几个人甚至直率地问我是否‘对蒋有好感’，”李回忆道，“在1989年这可是一种罪名。”
“中国的领导层刚刚经历了变动，”李接着说道，“政府正准备在198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该片打算为40周年献礼，但领导们对该片持有不同的意见对那些政府工作人员而言，批准一部有争议的影片上映总是得冒风险的。他们可以做的最安全和最简单的事情便是封杀它。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我变得非常心和失落，甚至是沮丧。我感觉像是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束手无策的父亲。我的妻子是我的副导演，我们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真是吃不下也睡不着。我们太沮丧了。那是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使我们的感觉更糟。”
负责传媒与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听说了这部电影，并决定进行干预。李瑞环凭着他的开放观点和机智敏锐受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欢迎。他建议李导演直接向新的总书记江泽民反映意见，李前宽与江素未谋面而且不了解其观点。
8月8日下午，影片将在中南海为江泽民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5位军队领导人播放。“我这部影片的生死完全取决于那天的情况，”李导演后来说，“甚至就在前一天，一位高级领导人仍不同意让该片公映。”
“我被要求做一个15分钟的介绍，”李回忆道，“我的妻子对我可能说什么感到不安。她担心我作为一个导演总是以权威的口气说话，要其他人服从，并且我在很多时候都是板着张。她不断告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