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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第三支队，闽渐赣的部队改编为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六团，改编就绪，即将开赴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闽浙赣边委也改组为闽渐赣特委。在老区成立留守处；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春节前，张云逸由南昌到石塘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机构。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任三支队司令，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到浙江开化才到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司政机关工作，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绍铭，参谋长桂逢洲，主任刘文学；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六团的政治处主任暂缺，以后到皖南才分别由张友来、刘松青先后担任的。
张云逸在石塘筹建完毕，决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二是了解闽东部队改编情况。2月中旬，张云逸和秘书王白如（即徐平羽）、新华社记者马骏，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人，从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做生，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古田县的谷口镇，在镇上江边的一家乡间客店中休息。江岸几树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鸭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两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此时南京已陷入敌手，半个中国迷漫在烽烟之中，此间竟然谧静如许，国破犹觉河山美，留连景色，久久不能离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车，随张云逸抵古田县城。张云逸往访古田县长，得悉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当晚，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旅长某也在座。我暗想，这大概就是叶飞身上那套军服的主人吧。席间，古田县长谈论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大人碰了软个钉子，搭讪着“顾左右而言他”，转向那位旅长敬酒，着实地把他恭维了一番。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便故意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张云逸几乎是故意在摆“老资格”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位旅长毕竟资历浅，见识差，有眼不识泰山，只好调转话题，向张老前辈敬酒。
晚间，回到旅馆。马骏说：“今天是‘舌战众儒’”，有谁搭腔：“不是，是舌战群丑。”
第3天又回到谷口，张云逸准备同王助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组建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命我先送一封信给叶飞。于是，我沿叶飞部队开进的路线，一路赶去，到浙江常山县的球川镇才找到部队。六团一路跋涉，正在球川镇休整。我将信交给叶飞，传达了张老的口头嘱咐，沿途千万要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大约是2月下旬，部队开进到浙江开化的华埠镇。五团、六团在道里汇合。在华埠成立了三支队司政机关。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五团的步枪都配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扛的是梭标，子弹更少。但是，部队士气很高，纪律严明，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连一向敌视我们的地主阶级人物也不得不满口称赞。华埠的镇长就说：“你们部队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谓王者之师；不过你们的装备行吗？抗战以来，多少装备精良的部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你们靠梭标能打日本人吗？”抱有这样观点的人不止华埠镇的镇长。有不少基本群众也为我们担心，他们的担心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看到武器装备，没有看到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部队，没有看到这支部队是人民的军队，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能在广大的人民之间扎下深根，茁壮成长。
3月间，支队率五、六两团由开化翻过马金岭，到安徽的歙县岩寺，同一、二支队汇合。军部驻岩寺，支队率五团驻西溪南、六团驻砖桥。在这里，军部决定成立先遣支队，从六个团各抽出一些部队，由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司令，挺进到江南敌后，首捷韦岗，开辟了江南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5月，六团率一、二营挺进江南敌后。8月间，支队率五团和六团三营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红杨树到青弋江一带防务，武汉失守之后，又转移到南陵、繁昌、铜陵一带开展游击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节选
一、江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随即渡过长江，沿津浦铁路北犯，与华北南下日军会攻徐州。另两路日军沿扬州、芜湖北犯。中国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沙河集、明光、池河等地与日军激战。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在这前后，淮南地区的蚌埠、滁县、九龙岗、舒城、合肥、寿县、巢县、和县、含山、江浦、六合、仪征等地相继沦陷，第十一集团军、二十一集团军相继西撤，地方政府逃散，土匪蜂起。处在日军铁蹄下的淮南地区人民饱尝沦亡之苦，纷纷揭竿而起，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同年6月，日军沿江淮孔道从浦（口）信（阳）、安（庆）合（肥）公路，穿越大别山麓西攻武汉，第五战区主力撤往平汉铁路以西，留廖磊部在敌后大别山区坚持，改番号为鄂豫皖游击司令部，由廖磊接任安徽省主席。6月至8月，舒城、六安相继失陷，安徽省政府（原驻安庆），由六安再迁至立煌（金寨）。
1937年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10，300余人。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东进时由戴季英接任），吴先元任经理部主任，全支队3100余人。日军攻陷南京，继续北犯，会攻徐州，江北战局危急。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项英：“高俊（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其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就鄂豫皖红军改编、东进抗战、开辟根据地等进行了一系列部署。1938年1月，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同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四支队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省确山县竹沟东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战略中心，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还决定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干部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2月，叶剑英、罗炳辉分别赴七里坪、信阳县邢集，动员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
1938年3月，攻占蚌埠的日军北犯徐州，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平汉铁路附近的七里坪、邢集出发，东进到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在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内，参加津浦、平汉战区抗战，在徐州会战中，奉命担负开展淮河流域的抗日游击战争，第四支队司令部驻舒城西南山区西港冲。5月12日，第四支队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新四军首战告捷。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5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致长江局，要求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动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6月，日军重兵集结合肥，西犯武汉，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东线参加保卫武汉战役，经连续作战，歼西犯之日军近千名，炸毁日军汽车百余辆，收复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广大国土，并于同年冬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在中共安徽省工委（后为鄂豫皖区党委、皖东工委）的配合下，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敌后“初步开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夏、秋在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的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