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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
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
1934年6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自若，他安慰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不必着急。”歇了歇又鼓励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发动大家献单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同志的烧终于退下去了，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进山初期，由于没有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我们没有粮食吃。张云逸同志亲自领着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打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不少。”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过了一些天，地方党得知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我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象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天打3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
一
1937年8月、9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