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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文盲——也就是读写能力不足以找到工作。这个数字每年以200万的数量增加。”这就是说美国有1/3强些的人属于文盲和半文盲。当今的商战，实质也是科技之战，要取得胜利，不仅需要有大批的第一流科技人才，也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大军，才能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更多物美价兼的产品。而美国不仅培养的劳动大军有大批的“劣等品”，培养的科技人才也日益不足，全美科技促进协会主席亚特金森近日在该协会的年会上指出：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美国将缺少几十万名获得学位的科技人才。仅靠美国的培养，显然是不可能满足自己对人才的要求的。上述的情况对美国的竞争能力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美国的劣势。但是，美国却能容纳和搜罗天下的人才为己用，以补充本国人才资源之不足。其吸引人才之法有二，一是给予高薪，二是为之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美国人是最舍得在科研上花钱的国家，据统计它的科研经费多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并在逐年增加。为了引进国外人才，还二次修改了移民法，对于有成就的科学家，不考虑国籍、资历和年龄，一律允许优先进入美国。因此，各国人才多乐于奔集美国。目前，在美国教育系统和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的比例相当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85年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50％以上的高技术部门的公司大量聘用外裔科技人才，占这些公司科技人员总数的90％。在美国著名的“硅谷”工作的科技人员有33％以上是外国人。在美国从事高级科研工作的工程学博士后研究生中，外国人占66％。美国33％的名牌大学的系主任是华裔学者。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也是外国科技人员。据统计，自1952年至1975年，由于美国大量引进人才，为美国节省培养人才经费至少有15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30年代，仅欧洲各国在美国定居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相当于为美国增产300亿美元。正因美国能集中天下人才为之从事科学研究，美国的科技才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引进科技人才最多，因而取得的科技成果也最多，占世界科技成果总数的60％至80％，获得了颁发的诺贝尔奖金总数的一半。科技的高度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美国才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恰恰和美国相反，日本主要是依靠自己培养的人才。从明治维新时代起，日本就非常重视教育，那时最美好的建筑物是中、小学校。日本的教育不仅普及，且培养的学生质量也高。日本儿童最初所受的九年教育是兔费的，所有孩子都必须受六年的小学教育和三年的初中教育。在小学和初中上学的儿童占适龄儿童总救的99。9％，这个百分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经过将近100年盼普及公共教育，今天几乎每个日本人都能看书写字。二次大战前，财富属于物质拥有者和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者，而现在则属于具有高水平的科技和思想解放的人们。二战中，日本的生产手段基本上被摧毁了，由于人民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术和勤奋工作，以及敢想敢干，使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上振兴经济。日本现在出现的经济奇迹，其关键在于重视教育。日本虽然不像美国那样想方设法吸引容纳天下的人才，但善于“拿来”。而他们之所以能从美国“拿来”大量的先进科技，以至将之改进、创新。是因为具有一定的技术基 础。这当然与日本国民受过良好教育大有关系。战后，日本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不仅是科技，还有经营之道，落后就向美国人学习。开始是模仿，之后是创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日本在科技方面有不少已赶上或超过美国，如半导体激光技术、太阳能发电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家庭录像机和新陶瓷材料等技术都在美国之上。至于经营之道早已远远把美国抛在后面了。自从80年代初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以来，日本科技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与美国一较短长，日本投入了大量科研费，在1988年度就已达到743亿美元，在10年中翻了一番。在所投入的科研开发费中，企业占了80％。在科研开发方面，日本人不仅善于“拿来”，还善于“借用”，即在美国最好的大学里建立研究实验室，主办科研项口和设立大学教授职位，积极发掘和利用美国大学的研究人才。据统计，日本为美国大学提供的资金比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部高。现在日本投资的134所美国大学中，有53所大学仅在1986年就从日本公司那里共得到投资750万美元。美国有关方面规定，主持研究的各家公司拥有最先审查研究成果和优先使用专利的权利，因此，日本公司就能利用美国科研力量为自己服务。而且它还派自己的研究人员到其投资建立的研究实验室跟美国大学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这样，不仅能优先利用其科研成果，也能直接掌握其科研成果的全部技术。
比较美日两国开发和利用智慧资源的情况，可以归纳出如下两点：（1）
在重视教育和科研方面，美日两国是不相上下的；（2）从人才来源看，美国能纳天下之才，而日本基本上靠自己培养。美国的人才资源当然比日本的丰富得多，但日本教育比美国普及，教育效果也比美国好，其技术培养计划是第一流的：所培养的科技人员和劳动大军的素质是较高的；加以日本人善于“拿来”，巧于“借用”，其科技水平足以与美国匹敌。尖端产品过去大多 是美国所创造，现在经常传来被日本赶上以至超过的消息，甚至美国人的新发明还来不及应用，就被日本人先“借用”了。美国全国工程科学院院长罗伯特·怀特深有感慨他说：“美国大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国家，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获得这些科学发明的好处。”
前面的比较、分析、归纳说明：美日两国在发展科技方面都善于开发智慧资源和善于利用“众智”，所不同的只是方法和途径有异罢了。这是美日两国科技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在美国来说，由于重视教育和科研的投资，又能纳天下之才，在1870年至1970年这个世纪里，把美国建成了现代的科技国家，美利坚民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生产力最高的民族。因此，美国在国际贸易上，曾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日本人也因善于用“众智”，特别是日本人对国家对公司的奉献精神，“众智”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推动了日本科技的迅速发展。为了给国家增光，为了给公司增加财富，日本的科技人员和劳动大军可说是竭智尽力，猛追美国，使两国的科技水平从不平衡至平衡以至有倾斜向日本一边的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日本才能不断生产更物美价廉的商品，不断扩大对美国及其他世界各地市场的占有额。从美日两国发展科技取得的经济成果来看，可以说智慧是胜利之本。
能用”众智”劣势变优势
有高水平的科技始能生产尖端产品，这是取得商战胜利的根本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当科技水平彼此不相上下，任何一方都不占有优势的时候，能取得商战的胜利则决定于经营之道如何。关于现代经营之道，日本人是向美国老师学习的，由于学生的勤奋和努力早已超过先生了。现在是倒转过来，美国老师在研究原来的学生——日本人的经营之道，向日本人学习。其实，日本人的经营之道还不是向美国学到的一套，美国人学之并非难事。既然科技水平相若，经营之道出于同一模式，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科技和经营术则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日本人做出的决策，大多遵循“自下而上”的次序，集“众智”而后运筹；美国人则“自上而下”，或靠智囊策划。孙子兵法说：“多算胜，少算不胜。”一般而论，众人之智当然“多算”，少数人之智则“少算，”在日美之间的商战中，美国人节节败退是因其“少算”，而日本人凯歌频传是因其“多算”。
日本是竭举国智力从事商战的。日本是资源极缺乏的国家，工业原料基本上靠从国外进口供应，生活资料也有不少仰赖于国外，外贸成为日本人的生命线，故从政府的通产省至有关各部门，从公司、工厂的职工至经理、厂长，为商战胜利无不全力以赴。通产省在商战中起了十分出色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发布命令，而是通过从各个信息渠道广泛了解情况，听取各界人士的各种不同意见，特别是与工商界中具有真知的见的人士合作，经过充分的讨论分析研究后制定指导性的战略或计划方案，由于它的正确性也就具有权威性，虽不强令执行，却得到各企业的赞同。日本工商界的决策也大多向通产省咨询，很少自行其事。通产省管的事很多，管的范围很广，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包罗万象，它与工商界有广泛的多层次的合作，确定了哪些行业应给予特殊的支持以及应给予什么样形式的支持，以至生产哪些销售潜力最大的产品，哪些主要产品应到国外哪些地方推销，哪些公司应到哪些国家、地区开拓市场，都有所规划，有所建议。通产省就是这样，通过有形无形的活动，支持和敦促许多行业走向世界领先地位，现在又帮助他们保持这一地位。协作精神是日本人取得商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工商界能自动与通产省合作，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各企业之间也如此。虽然日本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当这种竞争不利于对外竞争时，他们将立即停止，以一致对外。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被日本企业家信奉为最高的哲学思想，他们认为内部应是“和为贵”，应该有协调精神，彼此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不明文的君子协定：除了在美国市场外，不在世界其他地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