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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环境捞食吃，两大阵营觉得打仗不是办法还是搞经济算了，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发展期。发达国家也不全面围堵了，大公司挑头搞起了全球化。虽然这里面没有一个善男信女，陷阱无数，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机会的。中国抓住了机会，把纺织品与机电产品两大块占了。所以，现在还能有闲心讲讲发展道路选择之类的，想想当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后该怎么走，都还有得说。要是不占住几块，那整个就是抓瞎，尽想着怎么维持生计维持政权，哪有功夫想道路问题。
本来中国政府对全球化根本没什么感觉，那时考虑的问题现在看看都有些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问题，居然能炒上好几年。后来“姓资姓社”问题又争了十多年，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有一段时间居然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缺点都成了政治问题，得靠“南巡”搞出个“市场经济姓社”的搞笑方案解决了问题。那时中国人的话语与思维环境太政治化，不能从本原去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得用政治语言包装，局外人根本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要说中国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机会，这个根源很奇怪，得归到拎着包来内地招摇撞骗的港台商人头上。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少坏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可再怎么说，这些商人算是见过点世面的，确实比内地中国人更知道商业与全球化是什么东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国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请进来了。港台商人借着内地的各种资源，大发特发，连带台湾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上层次。回头还到内地欺男霸女，还闹台独。这都是些窝心事。但没有办法，你没有商业人才，只好让这些“侨胞”挣你的钱了。
连机会都利用得这么窝心，要说起危机来，真是太多了。头一个危机是翻船。大气候小气候地一闹，要是没搞好，就比苏东波更早吃大亏了。这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本贴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因此不细论。
从经济角度论，一个大危机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总是想搞计划经济。不要看现在论坛上左派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反得很热闹，其实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临下扔几句话。因为市场经济派已经全面大胜，牢牢掌控了经济权力。但十几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连说“市场经济也姓社”还得老邓在背后硬挺才行。而且老江刚上台没想通的时候确实搞了一阵子计划经济，是有退回去的危险的。这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本原动力认识不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经济道理，总是迷信人为规划能胜过市场。原先因为有政治框框，市场经济派没法把话说透，又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说服力。最后还得靠老邓的“不争论”，狠狠地干了几年以后，实践解决，这才把情势倒转。现在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完全两样，深入了许多，话语环境也好多了，可以把道理讲得很透。计划经济的道理已经完全讲不过了，以至于搞市场经济的主流都懒得去辩论了。
另一个大危机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其实就知道个皮毛，却迷信市场经济万能，其实不知道后果如何，却“敢想敢干”，这就比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还要坏。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也曾经是现实的危机，赵紫阳弄得那一群人，现在看真是些ＳＢ，却个个专家学者一样眼睛只望着洋人，转头教育低等中国人要转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经济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适履，发达国家怎么办，中国就怎么办，以为一切就都好了。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粗浅认识，发达国家经济好，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好。但真正管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市场经济怎么样用到具体环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里来，这些绝对是要对经济有精深的理解才能领会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会失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国家穷。那么就要时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观生产过程，而不是只看形式上市场与计划的架构。
只有把两大危机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个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才能胜过那些投身到国际经济环境里的国家，在全球化中捞到些汤喝。
就是两大危机，保守了不行，激进了也不行。这个时候，老邓最初初定的实验方案就显出了厉害来了。以老邓多年的经验，他一定知道会出乱子。他一点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会犯错误。甚至他自己说的话有些看起来也很可笑。我记得邓选里面说过“不能扭屁股跳舞”之类的话。后来我明白了，老邓他不可能什么话都有道理，他当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错误的认识。他厉害不在于说的话全是圣人一样的超级真理，我认为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老邓的话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但是他有一套做事的方法，错了去纠正，改革停滞了就去推动，这个相当了得，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做实验的级别非常大，总书计接班人都换了两次，居然商量着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认为错了，那是没有二话会改正的，开枪驱散人民群众这种事都做。到８８岁上，居然以一普通党员身分亲自出马威胁老江“谁不改革谁下台”。又出奇着隔代指定了十年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不是说小胡你来当常委，而是叫组织部海选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于是找出了小胡）。最后，还都实现了。这应该是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了。
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没什么理论不断出错地搞经济，搞到后来官办经济基本有了个样子，请看下一节“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
（十一）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首先，画一个九宫或者3*3 的矩阵：
紧紧紧中紧松中紧中中中松松紧松中松松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政府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的要诀所在。下面解释一下，不难。
一个格子两个字，分别代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每个政策有“紧、中、松”三种选择，组合一下就是九种选择。简单地理解，财政政策，就是政府“花钱收税发国债”这些政府进行的投资与消费的经济行为，紧就是收缩控制花钱，松就是扩张花钱，中就是二者之间的常规行为。货币政策，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金融工具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行为。这些金融工具的细节不论，如果货币政策偏“紧”，社会上就觉得贷款集资进行消费投资不容易了，如果偏“松”，就觉得比较容易，“中”就是二者之间。
如果看GDP 的构成，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政府消费投资与社会消费投资，就可以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来调控指导了。用“松紧中”两大政策组合来调节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经济增长“平稳”，社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要“平衡”。
这个平稳与平衡绝对是非常要紧的。中国建国以后，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有名的不平稳不平衡，所以特别知道不平稳不平衡的危害。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高就是20％ 以上，低就是负增长20％ 以上，经济零增长负增长好几次，画出图来，整个一“强波震荡”。震一次，就是一堆问题出来，消耗大量资源苦干之下，最后成了浪费瞎忙活。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各个年头的增长率相加是个常数（相当于受客观条件限制，现在增长多了，后面增长就会少些），那么想使各年增长率的乘积最大，那么应该使各年的增长率尽量一致。
例如每年增长9％连续增长10年，一共复合增长了2。367 倍，增长率相加是90％。如果搞成“强波震荡”，五年各增长18％ ，五年各负增长0％，那么10年复合增长率是2。28。 平稳增长理论上虽然增长高一些，好象高得不多。但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一次增长18％ 以后，会搞得好几年缓不过劲来，根本不可能马上又来一次18％ 的增长。所以改革前基数低的情况下平均增长率只有不到7％，远低于改革后的年均9。6％（改革后增长其实也不能算平稳），关键就在于以前震荡得太厉害了，好多本来该增长的年份结果不得不去调整收拾局面。而过热增长会造成供给与需求很不平衡，浪费很大。花大钱建个大工厂，结果没原料或者没市场卖不出去，就全部浪费了，一个这样的大工厂就可以让一个地区好几年翻不过身来。
商品价格对过热与短缺还特别敏感，一点子短缺一点子过剩就可以让价格差个几倍。国际原油市场比原来高了三四倍，其实供给与需求的差额与总量相比并没有多大。中国原来焦炭紧缺，出口价格高到400 美元以上，结果山西地方上眼热争相上了几个焦炭项目，就过热了，价格立刻降到一半以下。出口多了，耗得资源多了，挣得反而少了。这都是过热导致不平衡闹得。这不平衡的危害真是讲也讲不完。
政府要去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整，一种极端情况就是经济明显过热了，就得用“紧紧”去调，把投资消费降下来。要是做晚了，就成了“硬着陆”，不用政府调整，整个社会投资消费难以为继，自己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大跃进就是一场“超级硬着陆”，经济负增长20％ 以上，耗了五年才回到起点（这也说明五年18％，五年0％ 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经济过冷，国际国内环境闹得投资与消费需求不足，商品普遍过剩，工厂日子都不好过，投资人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