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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收音机碰巧在放音乐。她去柜台后面倒白兰地，顺手将音量调大了一些。她听出是贝多芬。自从布拉格的某一个弦乐四重奏演出队到他的镇上演出以来，她便知道了贝多芬的音乐。特丽莎（如我们所知，她总是渴望“上进”）去明了音乐会。大厅里几乎是空的，除她以外，听众只有当地药技师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们面对着台下一支“三重奏”的观众团，还是好心地没有取消演出。他们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乐曲。
后来，药剂师邀请乐手们吃饭，也叫了观众席中这位女孩子同往。从那的起，贝多芬便成了她对世界另一个面的想象，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努力想弄懂这个机遇的启示：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这是多么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们都寓含在机遇之中。如果爱情是不能忘怀的，机缘一定会立即展翅向它飞落，象鸟儿飞向方济各翅膀。
他把她唤转来付酒钱，合上书（友谊默契的象征）。她想问问他读的什么书。、“你能把酒钱记在我帐上吗？”他问。
“可以的。”她问，“你住几号房间？”他把钥匙给她看，钥匙系在一个木牌子上，上面画了个红色的六字。“怪了，”她说，“六。”“有什么奇怪的？”他问。
她突然记取父母离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可她回答说：“你住在六号房，而我的班六点钟完。”（我们据此可以称赞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车七点开。”陌生人说。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给了一张账单请他签字，又将其交至服务台。等她干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么？她兴奋地离开旅馆。
旅馆对面是一个荒芜的小公园，破败得只能在这肮脏小镇上找到。但对特丽莎来说，它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小岛：那里有草地，有四棵白杨树，有几条长凳，有一树垂柳，还有一点儿叫连翘的灌木丛。
他坐在一张黄色的长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大门。天，正是她以前读书时常坐的那张凳子！于是她知道（机缘的鸟儿开始在她的肩头闪闪发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运。他叫住她，邀请她坐在自己身边。（她灵魂的水手们已经冲上她身体的甲板了。）然后，她送他走列车站，他把名片给了她以示告别：“如果你偶然有机会来布拉格的话……”他在最后一刻塞给她的远不止一张名片，而是对所有机缘的召唤（那本书，贝多芬，数字六，黄色的公园长凳）。这一切给了她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也许正是这些机缘（相当平常简单，顺便说，甚至无多兴味，却是人们在这毫无生气的小镇里所期望的），使她爱情萌动，并给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无怠倦。
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过，我们称之为巧合。“巧合”是指两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时发生了，相遇了：托马斯出现在旅馆餐厅的同时，收音机里播放贝多芬。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大量的这样的巧合。如果托马斯坐的席位被当地屠夫占了，特丽莎就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尽管贝多芬与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爱情加强了她对美的敏感，也就忘不了那音乐；无论什么时候听到它，都会被深深打动。那一刻发生在她周围的一切皆因为音乐而生辉，而显得美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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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丽莎去见托马斯时腋下夹的那本小说中，安娜与沃伦斯基是在一种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们俩在火车站相见，其时有一个人被火车轧死。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车下。这是文章的对应——如音乐中开头与结尾有着同一动机也许显得太小说味了一些，我也同意这么说。但是得有个条件，就是别把那些“虚假的”、“杜撰的”、“违背生活真实”的概念，也用在“小说味”这个词语上。因为人类的生活确切地说，就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为美感所导引，把一件件偶发事件（贝多芬的音乐，火车下的死亡）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各人生活的乐曲中取得一个永恒的位置。安娜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自杀，但死和火车站的动机，与爱的诞生有着不可忘怀的联系，并且在她绝望的时刻，以黑色的美诱惑着她。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各人总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生活。
指责小说中用神秘的巧合来迷惑人，是错误的（象安娜与沃伦斯基相遇，火车站，死，或者贝多芬，托马斯，特丽莎以及那白兰地）。指责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巧合视而不见，倒是正确的。他们这样做，把美在生活中应占的地位给剥夺得干干净净。
机缘之鸟落在肩头，驱使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也没跟母亲说，便登上火车夫布拉格。途中，她多次去盥洗间照镜子，乞求自己的灵魂不要离弃她身体的甲板，这是她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呀。她仔细瞧着自己，突然惊慌地感到喉头有些痒，在性命攸关的日子里她会碰上什么恶运吗？
可是没有转回的余地了，于是她从车站向他挂了电话。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她的肚子却开始可怕地咕咕隆隆起来。她努力克制着，感到自己似乎把母亲藏在胃里带来了，是母亲的狂笑企图毁了她与托马斯的相见。
几秒钟了，她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肚子里粗鲁的声音把她撵出去，可是，他把她揽在怀里。她感激对方不计较可恨的咕咕声，泪眼模糊，热烈地吻他。还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做起爱来。她在做爱时发出尖叫，以后就发烧。她被流感击倒，那根往肺里送氧气的排气管给堵住了，红了。
她第二次来布拉格，带上了一口沉重的箱子。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她决意不再回那个小镇。他邀请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当夜，她便住进一间便宜的旅店，次日把箱子寄存在车站后，腋下夹着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荡了一整天。即使在她按门铃以及他打开门之后，她都不愿丢开这本书。这本书就象是进入托马斯世界的通行证。她明白，除了这可怜的通行证以外，她一无所有。一想到这儿她就想哭。为了不使自己哭出来，她大声说了那么多话，还笑了。他立刻又一次拥抱了她，然后做爱。她象进入一片茫茫云雾，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尖叫声外，什么也看不见。
这不是叹息，不是呻吟，是一种真正的尖叫。叫得那么厉害，托马斯不得不把头偏离她的脸，惟恐声音太近会震破耳膜。这叫声不是一种肉欲的发泄。
肉欲是各种感觉的总动员：当一个人激动亢奋地观察对象时，会极力捕捉每一种声响。而她的尖叫旨在削弱各种感觉，消除听力和视力。事实上，她所叫唤的是她那纯真理想主义的爱情，并试图以此来消除一切矛盾，消除灵与肉的双重性，甚至消灭时间。
她的眼睛闭上了吗？没有。但它们没有看任何地方，久久停留在房顶的一片空白之中。不时疯狂地把自己的头从一边扭到另一边。
她叫完了，便握着他的手在他身旁睡着了，整夜地握着，还在八岁时，她便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睡觉，并使自己相信，她握的这只手属于她爱的一位男人，她的终身伴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了，她梦中如此顽强地握着托马斯的手，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就训练出了这一习惯。
一个被迫终日给人上酒、给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能去追求“上进”——势必积存着极大的生命潜在力。这种力是那些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大学生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特丽莎读得比他们多，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特丽莎投入布拉格新的生活中，其热情是狂乱而不稳定的。她似乎在等待着某一天，什么人过来说：“你在这儿干嘛？回你的老地方去吧！”她对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绳子上：托马斯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个声音曾经把她那怯懦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
特丽莎在一间暗室里有了一份活，但这不够，她还想拍照，而不光是冲冲洗洗。托马斯的朋友萨宾娜借给她三、四本着名摄影家的专着，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使她对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从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多亏萨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定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那天晚上，她和托马斯与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庆贺她的升迁。人人都跳了舞，托马斯却开始生闷气。回家后经她再三刺激，他才道出是因为看到她与他的同事跳舞而嫉妒。
“你说你真的是嫉妒吗？”她不相信地问了十多次，好象什么人刚听到自己荣获了诺贝尔奖的消息。
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开始在房子里跳起舞来。她不是采用她在酒吧里的那种舞步，更象村民的波尔卡舞或一种瞎闹时的欢蹦乱跳。拖着托马斯，腿在空中飞扬，躯身满屋子乱转。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她自己也开始妒嫉起来。而托马斯没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诺贝尔奖，却看成了负担，一个直到他死都压着他的负担。
她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绕着游泳池行定，悬挂在圆形屋顶上篮子里的托马斯，冲着她们吼叫，要她们唱歌、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