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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的下午，往往是3点半就放学了，我们三个就约定去我家玩儿。公木是个多情的种儿，总是约一些女生一起玩。他自然忘不了萧晴，萧晴虽然已是名花有主，和班上一个姓牛的谈恋爱，但仍然接受公木的邀请。因为姓牛的知道公木不敢把他的女人怎么样。但我心里想：别以为你姓牛就认为自己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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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木邀请了萧晴，木山就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带上了一个女生叫邱娜。这个女生虽说不漂亮，但男生都喜欢和她玩儿。班上有个黑胖子老是缠着邱娜，木山觉得很不爽。这次她答应了木山，不是因为木山的魅力，而是她和萧晴走得很近，萧晴去哪儿，她就跟着去哪儿。
在我家里，一下子多出了四个人，我自己都感觉吃惊，这让平时孤寂惯了的我有些不适应，尤其是竟然有两个女生的出现让屋子里有了些暧昧的气氛。
平时，我和萧晴几乎是没说过什么话。既然来了家里，话自然是要说的。当然，这里从一开始就少不了公木的媒介作用，我和萧晴的话头都是由他引起的。聊起来，感觉越来越好，我也就时不时地开起了玩笑。萧晴说我还是挺幽默的，怎么平时开看不出来呢。我心里明白我是平时不爱说话，但说起来却很有条理的那种人。公木也借机夸了我一下，说那可不，我们小王可是有才艺的人物呀，模仿力可是很强的。什么赵本山、马三立、张学友、齐秦之类的，凡是有特点的人物，学谁像谁。“是吗？有时间可得给我们展示展示。”萧晴说。“没问题。”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三个人正在谈话期间，没有听到木山插话，他一直和邱娜在旁边说着什么，至于具体的内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快5点了。我的父母下班都很早，那时是冬天，天黑得早，所以大部分人的下班时间都在5点半左右。就这样我们继续闲聊了几句，把时间凑到了5点整，他们四个人就离开了我家。
他们走后，我回到客厅，顿时一股香气扑鼻。这肯定是萧晴身上的香水味儿。我坐在沙发上，手放在她坐过的地方，还能感到一种温暖。沙发罩上的香气更是浓于屋里的。我期盼她的再次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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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他们再来的时候，就有了具体的计划。公木拿来了几盘VCD到我家里来放。那时的我可不像现在看一些电影大师的电影，或者说所谓的艺术电影，作家电影。看的就是一些武打片、动作片、外国大片。我们五个人一起看的第一部影片是《真实的谎言》。里面有一组跳脱衣舞的镜头，和女生一起看这样的镜头觉得不是很自在。我找了个借口去厨房倒杯水喝，听到剧中的情节基本上老少皆宜，我才又回到了客厅。
我们在一起看的第二部电影是有金·凯利主演的《变相怪杰》。这样的搞笑影片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气氛。其中有一段是女主角踢了金·凯利一脚，那一脚正好踢在了裆部，金凯利就学着女人的声音说起话来，表现出如同被阉割一般。看到这里，邱娜发问：“他为什么学女人的声音呢？”这问题问得我们不知如何回答。这让我想起在语文课上，一个女生问老师什么是宦官，语文老师沉着冷静地回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看来，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远不如语文老师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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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不太喜欢坐着的方式。在教室里是坐着，到我家还是坐着。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脂肪，使我们肉体变得沉重，甚至导致心灵的沉重。体育活动自然地列入我们的日程。我家住在一个军区大院里，父母都是军人，房子都是部队分的。这个大院共有两幢楼，中间相隔几百米，中间大的环境原本是一个连的活动场所，现在连队搬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和一些租房子经商的人。作为连队，再简单也要有个篮球场。虽然简单，但他们人一走，这一块空地就是属于居民的了，也当然是属于我们的。
萧晴穿着牛仔的背带裤、旅游鞋很轻便。她和我在打羽毛球，另外三个人围着一个篮球转，累得满身是汗。萧晴问我是不是有一天和公木、木山到她的住处去找过她。我说是的，还告诉她由于没有看到她的自行车，估计她不在，但还是喊了一嗓子。记得当时我喊的是“紫菱”（关于紫菱的由来我会在下面提到的）。她笑着说：“是吗，我们楼上住的大部分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这一喊，肯定把他们吓一跳，呵呵。”“呵呵。”我也跟着傻笑起来。现在回头想想，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对着一片楼喊一个女孩儿的名字（虽然不是真名）。其实往深里说，我是在面对一片虚无释放自己多年的压抑以及对一个女孩儿无法遮掩的情感的宣泄。“喊”这个词的确有一种抗挣和革命的意味，同时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文人的忧郁和敏感，要不然鲁迅为什么会写出《呐喊》，金斯堡为什么会写出《嚎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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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要谈谈紫菱的由来。我已在开头说过，电视剧《一帘幽梦》正在热播，播出的时间是在中午，萧晴和我都中午回家吃饭，所以就都能看到这部电视剧。萧晴是很爱看的，我本来不太想看，可是电视剧这种东西，一看进去就出不来了。又是在那样一个年龄，又是一部典型的言情剧。作为十三四岁的少年，两个异性之间，像我和萧晴这样普通的同学关系，除了性以外，其他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谈。电视剧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特别适合在茶余饭后来谈，年轻人自然也不例外。
“你挺像紫菱的。”
“我，你是说像那个女演员陈德蓉吧？”
“对，是这个意思。”我很想说她要比陈德蓉还漂亮，但还是怕说出来显得很奉承的样子。
“那，你觉得公木像谁？”
我没有料到她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于是我这样回答：“我觉得你们四个挺像剧中人物的。”
“那你呢？”
“我？”
“你就导演吧。”她抢先回答了她自己的问题。把疑问句变成了设问句。
“那咱们的活动就可以是剧组的活动啦。”我顺应她说。
“哎，这个主意不错。以后我就这么叫你吧，导演。”
“行，紫菱。”
“哈哈……”谈话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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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与“紫菱”的称呼只是我和萧晴之间的默契，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突然开始有些相信神秘，我当时根本没想过什么导演的事儿。不过大约从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迷恋上了电影，立志做一名电影导演。说明曾经就有一份暗示，一种神秘的召唤默默地牵引着我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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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造成叙述上的误会，以为是在读一篇琼瑶的小说，我还是称呼她为萧晴，紫菱就尽量少用。
第一次看见萧晴哭，是因为学习上的事儿。是呀，中国教育体制下受伤害的人肯定不少。严重的跳楼自杀，轻的就像我们这样，学习成绩不好，被老师和家长斥责，压力就来了，生活中就少不了压抑的气氛。由此，我的看法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苦难。比如，祖父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父亲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是一个道理。我们这一代人所要面临的就是社会生存的压力，要掌握更多的知识，让别人认可你，承认你的能力和价值。长辈们往往以他们的苦难作为一种资本来教育我们，我们所获得的一点儿成绩他们就觉得很轻易。他们也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为什么不能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多想想呢。在这一点上，父亲就做得很公正，他能够不断地鼓励我，并且客观地看待我。而母亲则相反，总是轻蔑和忽视我，她在精神和心理上给我带来的压力和伤害，要远远超过对我的关爱，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我的某些性格。我在自己的一篇关于女人的文章中写到过母亲，我说过，她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符号，一种没有概念的假设……
谈得有点儿远了，萧晴的哭是因为学习成绩下降，名次落后，被班主任发落到前排的独位儿上去了。这很伤她的自尊。我们五个人当中，除了公木是班上的前几名外，剩下的四个人中，都是倒数后十名。而我和萧晴的情况又比较相同。我们不是那种什么都不学，只想着玩儿的那种人，我们是那种不太适应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学生。萧晴是会在艺术上有所发展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至少她弹钢琴弹得蛮好的。而我，正是艺术兴趣培养的阶段。我自学绘画，主要是素描。同时，喜欢上了文学。记得初中的假期都是在阅读和绘画中度过的。后来，初三的学习压力一上来，家长就不允许我绘画了，我也没有意识到艺术的重要性，也不懂得如何反叛，绘画自然是荒废了。
谁见到一个长得标致的少女被安排在独位儿上，都会有些怜香惜玉，班主任又是一个有责任感有同情心的男老师，没过几天就又把萧晴调回到原先的座位上了。值得一提的是萧晴的同桌就是那个姓牛的，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坐在一起，才发生感情的。许多男生都遗憾当时没能和萧晴分到一位儿。我没有这样的奢望，因为我个子比较矮，所以永远只能坐第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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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萧晴接触之后，我总是被自己的行为震惊。特别是现在，我都怀疑我正在描写的少年真的就是我自己吗？我谈到了许多第一次，包括第一次面对楼房大喊“紫菱”，这只是个短暂性的爆发，而后来的一些行为却形成了习惯。
我和木山坐在第一排，公木坐在木山后面。我们三个聊天的时候，就会时不时地回过头去看公木。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