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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组织者承袭了秦朝所遗下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而且以灵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过于极端。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进三步；退两步”。以几十年的经营，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
汉帝国的统治政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帝国跨地过广，不能全部由中央集体管制，于是采取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有些地区秦前所设郡县仍原封不动地任其存在，其他地区则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为业。帝裔里的近亲，亦即刘家的叔伯、兄弟、从兄弟等封为王，功臣中之卿相则封为侯。他们的领域和直隶于中央的郡县犬牙根错。这种互相监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过度集权，可是这也不是全面退却，有意在长期间内再构成战国期间的纷争局面。这样的安排纯系一时权宜之计，从未预计长久保持。即使在创业人刘邦去世之前，已有不少侯国，因有心和无心的差错，被削被除。刘邦的吕后及以后袭位的皇帝，遵循着这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公元前154年，去帝国的创始已半个世纪，朝廷的举措更是向各王国施加压力，因而激起全面的叛变。叛乱勘平后，很多王国即被撤销，余存的不仅面积减缩，而且内部的行政权也被中央政府接收。这种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至第5个皇帝刘彻在位期间达到极点。刘彻溢号汉武，他在位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这54年的御宇期间，在全汉朝是最长久的，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刘彻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宗旨经过综合，则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宇宙观与政治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武帝以皇帝身分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礼祈祷，企求与神祗直接接触。他朝中博士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定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的相关价值，所以可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这种利用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得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包括可以获知之事物。汉代的朝臣不断以这种带着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我们称之为自然律，natural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纵使天子之职位世袭，臣僚则以文笔见长，但因为彼此有了共通的认识，也能在行动中俨如一体。如此将宇宙观及政治学混为—谈。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匈奴问题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只要这些因素一日存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则须维持其一定结构。今日很少有旅游者履足中国而不将八达岭的长城列入行踪之中。秦始皇首先构造的长城，位于15英寸等雨线之北，今日早已颓废。现存之砖墙系15世纪所建，上面之楼，系16世纪新添。当日火药之使用早使类似的设防在世界其他各处失去时效。当这绵延几千英里的城壁展现眼前时，观光者只要知道它曾不断的修补翻新，就不待解说而了解中国边防问题与中国文化之源起几乎同一长远。它与汉武帝刘彻的关系乃是这位不同于常人的君主，16岁登极，享国54年，正值汉朝威势达到最南峰时，曾企图一举而永远解决游牧民族的问题。可是纵使他的军事行动一再获胜，他的目的却迄未获得。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亦称前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匈奴是一种操阿尔泰（Altaic）语的民族的名称，他们在中国历史初期为患北边，此后千百年间，至少还有一打以上人种上或同或异的游牧民族接踵而来。匈奴组织上的初期早熟对中国的帝制一统有连带关系。这也就是说当中国全境一统时，游牧民族也必具有类似的结构，反之亦然。汉时匈奴已有24个部落的结盟，他们力之所及绵亘1500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们曾号称以30万骑兵围汉代创始者刘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数字可能夸大，但是无疑的，在重要战役里他们不难以10万之众，投人战斗，并且不必全数集结，而是在战场上协定，分成若干纵队。因为他们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及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
两方交战时其程序极为残酷，因为战场就是沙漠及其周边的草原地带，环境本来就萧条。当两方交锋之际，绝无后撤退却之可能，而以汉军尤然。战败者固然难幸存，即战胜者亦死伤惨重，逃脱几全不可能。俘虏数少，而交换之俘虏尤少。投降的则依例改换身份，从此终身夷狄。汉军战胜时则对部落之牛羊一网打尽，视作战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汉人，其惨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地。汉代的征伐无非展开一种序幕，以后这两种文化尚要长久地在历史中胶结，没有一方能以永久的胜利或全面的失败改变局面。影响所及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爱国心长，摩拳擦掌地发出好战喜功的声调。也有很多在吟咏间，表现着厌战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汉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视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于战场。但是在征伐匈奴时他亲自作全盘谋划。他决定用兵的战斗序列，分配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每一战役结束，武帝也亲定赏罚。
每一次典型的战役有10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及后勤部队又多出数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牵涉到50万人为常态。汉军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开，以搜索接近敌方，并预先订好集结会师的时日与地点。他们通常在本军外围500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始终不遇敌军的情况常有之，通俗情形是两军迎战，争斗惨烈。公元前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一70％，很少生还。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汉军虽获胜，但是14万马匹出塞，不到3万南归。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8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兵。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64石的粮食只有1石运达前方的说法，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