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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体都立于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宁静。这种新旧之间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国成立时看出。所以帝制必须取消。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为习惯的老手，即是一个被人愚弄终身的小儿。况且皇权之极端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侥幸成功，以后两次重建帝制图谋也不会失败那样厉害。
可是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我们确定中国的问题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说。可是Constitiution固然可以译作“宪法”，也可以解释而为一种品物之人身结构影响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中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藏者。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殊不知议会采一院制或两院制，行政权由总统或内阁掌握，当日所写之宪法与下面一大群农村组织之关系极微，因为乡民的识字率一般认为只5％，农民只能集体指挥，而重要的统计尚付之阙如。传统的管制办法着重男人优于女人，年长的优于年幼，读书明理的优于目不识丁，这和全民投票的原则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经济之机会不仅不相衔接，而且大相径庭。况且以千计的贞节牌坊，歌颂大人物丰功伟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里的神位和乡祠里的偶象，代表着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具，至今无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举，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即因而截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代议政治只是一种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之自由权（civil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过，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治”（realPolitik）更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
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里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他们将个人之野心和他们所想象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因之极难向他们的部下及中国民众解释明白。张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为热烈爱国者。冯玉样起先被称为“基督将军”，以后向苏联靠拢。阎锡山组织了一个“洗心团”，给以种种宗教式点缀。唐生智几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观念补偿他的杀戮。军阀也非个个粗蛮，吴佩孚即系诗人。可是性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数。
话说回头，军阀给中国之损害并非不严重。他们给中国经济的坏影响无可衡量。当日创造新社会的工作亟待着手，军阀之行动除有极少例外，大都具破坏性。他们也使全国士气受挫。军阀割据使刚出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则赋予他们行动一种意识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当日午后1时30分，3000个学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学和学院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特权划归日本。这种特权出目“势力范围”，也是不平等条约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国因1917年对德宣战与以后派遣劳工服役于战场，已站在战胜国一边，井且因为宣战而早已卸除了对德的条约关系。可是在凡尔赛，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可是会议中将各项秘密条约公开时，中国的地位已动摇。过去劝说日本参战之各强国已事前各别保证作如是之转让。更使中国地位受损害的是，日本代表团当场公布以前东京与北京间所交换的文件，证实中国军阀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样的认可。5月4日，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决不承认卖国贼将国家主权转让与人。他们游行到东交民巷，将通知送交各国使馆。当日下午，他们决定和3个内阁部长级的官僚对头，因为他们对上述文件负有责任。其中之一被学生殴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烧。巡警出面弹压，学生32人被拘。
不久这消息即传遍中国。新闻界表示对学生同情，一时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战时的秘密协定。1922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荧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1919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读者可以想象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举考试也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新青年》行销达160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