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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兴衰录-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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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以上原因,在历史上,清王朝的皇帝大多数是比较勤政的,不是因为皇帝有多好,而是清朝的岗位设置的问题。在清朝之前,明朝有内阁,宋朝之前有宰相,唐朝是三省六部制度,很多事情不需要皇帝那么累,只要最终复议就可以了。但是在清朝,董事长和总经理由皇帝一个人全部兼任了。皇帝大权独揽,一言堂,所有的御史都是奴才,内阁大学士只不过就是秘书。如果皇帝不勤政国家就无法运转。
  爱民如子的鬼话,大家听听也就是了。
  毫无疑问,行使宰相职权的鳌拜的存在严重妨碍了皇帝的乾纲独断。(不过我必须说明的是,关于这一点,不能因为康熙英明就自动给他戴上主角光环,其实鳌拜最多也就是脑子比较古板,有很多意见和康熙不太一样。加上上了年纪,喜欢摆老资格,对小皇帝不太以为然。要说鳌拜谋反,这个纯属栽赃陷害。需要说明的是,康熙以后的清朝的皇帝其实也很明白,鳌拜,只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牺牲品。康熙死后,雍正很快给鳌拜平了反。)
  当然鳌拜这个人本身,也绝对不是什么无缝的蛋。从之前的经历来看,这个人是个狠角色,也是个很有权力欲的角色,他不像索尼,打算混一天是一天。所以鳌拜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干出了不少操握权柄、结党营私这样的事情,也干出了不少如圈地这样激化矛盾的事情。从执政思维看,这哥们属于保守派,但是从执政方式看,这哥们绝对属于喜欢硬来的激进派。清朝的文字狱扩大化,也是拜这哥们所赐,这哥们也因此成就了臭名昭著的名声。###第4章 文字狱1
  要说文字狱,可以用历史悠久来形容,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几千年可谓连绵不绝,不可断绝。比如1079年,在以史上文网宽松著名的北宋朝,当时的“北宋作协主席”苏轼同志因作诗涉嫌“毁谤朝政”被捕,株连了许多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人,一时人人自危。不过说到底,以往的文字狱不过是个权利斗争的问题。
  苏轼之所以被搞,那也是因为他反对宋神宗变法。否则宋神宗才不会吃饱撑着搞这位苏大才子。
  关于清朝的文字狱,从满清入关就有了,和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一样,打击的目标也主要是整肃内部,或为上层人物之间争权夺利。比如说多尔衮对于称呼的纠结,再比如对于豪格的打击,文字狱也算是其一个手段。
  但是,将文字狱初步扩大化,搞到民间,鳌拜开了个很坏的头。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真正将文字狱发挥到极致,搞出了自上而下大规模思想整顿运动的,则是所谓的十全天子乾隆,当然,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在鳌拜执政期间,主要有两起。(注意,网上说,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是最严重的,实际上,康熙年间最严重的文字狱主要就是辅政大臣执政的时候搞出来的。该是谁的脏水就记在谁的头上。)
  第一是顺治18年的“哭庙案”。这一年顺治正月初七就去世了,康熙还小。这起案子,四位辅政大臣自然是第一责任人。
  刚开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读书人群体上访事件。最后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他们认为这是清定鼎中原后江南士子不满其统治的表现。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吴县(属于苏州)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不恤民情,动用武力,把不按时交税的民众统统拉到县衙打板子,甚至还打死了一个人。同时他自己却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弄得怨声载道,骂声滚滚,连一向和官府一个鼻孔出气的苏州士绅都看不下去了,愤愤地说道:“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
  谁来为民请命呢?苏州的读书人拍案而起了。他们继承苏州学界遇到不平事就哭孔庙的传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四日,即全国官员为刚刚驾崩的顺治皇帝哭灵的最后一天,组织了百余人集体到孔庙哭诉痛斥任维初的暴政。他们从孔庙一直哭到江苏省巡抚大堂,沿街还散发传单,大呼口号。事情闹得有点大,但它还是一桩上访事件,虽然过激了点。
  巡抚朱国治是怎样处理这次群体性上访的呢?孰是孰非可以慢慢处理,当务之急是驱散人群,防止群情失控。他一面下令逮捕知县任维初,一面悍然出动兵卒强制驱散人群,并捉拿了领头的11名读书人。
  应该说,朱国治的处理是妥当的。逮捕任维初,可以平息民愤;捉拿领头的读书人,则显示了政府不允许群众随便闹事的态度。
  然而,拿人容易定罪难。为什么呢?那任维初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才对群众动武的。换句话说,他若不动武,怎么完成征税任务?因此,任维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对于这样忠于职守的干部,怎么能惩处呢?再说,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实在紧张,正在加紧督促各省尽快征税,上交朝廷。若让朝廷知道他朱国治惩处了这样卖力工作的干部,会有他朱国治的好果子吃吗?
  既然不能惩治任维初,那就只好惩治闹事的人了。但肯定不能说读书人是为了抗击暴政、声张正义,必须另做文章。朱国治大笔一挥,将哭庙案定性为抗税谋反行为,上奏朝廷。巡抚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接到奏报后,朝廷辅政的四大顾命大臣之首的索尼觉得案件的定性还可以,但事由不对。怎么能说是为抗税而谋反呢?根本就是企图反叛朝廷,根本就是有组织、有蓄谋的!索尼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清朝刚入关不久,许多汉人依然存着反清复明的心,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依然视满人为夷狄,瞧不起他们。索尼觉得必须借此案打击汉人的这种民族心理。朝廷当即责令朱国治上升到政治高度,从严办理此案,并派钦差南下,协同办案。普通的群众性上访案件变成了政治案件。
  但是,将案件定性为反叛朝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得有证据。朱国治知道,在那群闹事的读书人身上找不到什么证据,他们平日循规蹈矩,遵纪守法,都是好群众。那该找谁要证据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枪打出头鸟”。在苏州,谁最出风头?当然是金圣叹。
  金圣叹,1608年生,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他是钱谦益的外甥。相比钱谦益这个假正经老学究,金圣叹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原本是个富二代,不幸遇到父母早逝,所以家道就中落了。不过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勤奋读书,标新立异,他参加科举考试,竟然骂题骂考官,明明考上了却不去报到,接着又考,分明是藐视朝廷。用离经叛道来形容他并不为过。
  但同时,他又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据说顺治看了他的文章,都觉得他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看他”。金圣叹的主要成就是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的评点。可以说,正是他,将评点文学推向了最高峰,后世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不过,在这个案子里,名气大还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金圣叹名气大,曝光率高,加上他私下里批注《水浒传》,颂扬梁山好汉,真是岂有此理!不是谋反是什么!
  于是,朱国治锁定了金圣叹。但金圣叹并没有参加哭庙事件,他当时正在家里呢。但这会是个问题?朱国治强令参加闹事的读书人诬告整个事件是金圣叹指使的,并说他蓄谋已久,意图造反。  一桩反叛罪就这样坐实了。朱国治当即下令逮捕金圣叹,将之定位为哭庙案件的主谋,造反集团的首领,处以死刑。为了迎合朝廷,朱国治这大刀一挥,就杀了一百多人,着实剿灭了一个“反叛集团”。朝廷的目的达到了。
  金圣叹当然是被处死了,而且死得比窦娥还冤,无来由竟然变成了政治犯。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朝廷又强令朱国治将案情扩大化,以收税为由,大肆捉拿江苏省内的读书人,祸及一万多名江南乡绅士子,搞得人文荟萃之地的江苏一时衣冠扫地,江南文气士气为之颓废。
  苏州哭庙案本来是一桩普通的群众上访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江苏巡抚朱国治应该严格执法,公正审理,满足群众的合理需求,惩治草菅人命的县令。然而,朱国治没有这样做。考虑到朝廷谕令的紧迫形势,从政治大局出发,他歪曲事实,践踏法律,将之定性为谋反案,这样既服从了朝廷大局,又保证了自己的前途。至于因此要冤死多少人命,朱国治不管。而清政府为了打击震慑不顺从者,巩固统治,又进一步将此案拔高,将之打造成“反清复明”性质的蓄意谋反事件,杀戒一开,血流成河。
  可以说,哭庙案完全是有清政府一手操纵的政治事件,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他们通过文字狱打击了江南的自由主义思潮,这个事情,给后世开了一个非常差的头。清朝相比明朝在科学艺术各方面可谓是万马齐喑,完全是清朝一手造成的。当然清政府唯一关心的是他的统治稳不稳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培养了一大批奴才,倒是达到了目标。
  封建专制时代,刑事法律不过是政治的奴隶,必须为政治服务。办理此案甚为卖力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当然得到了朝廷嘉奖。十年后,他调任云南巡抚,加太子太保兼少保(从一品)。在云南,他克扣军粮,导致生变,平西王吴三桂起兵造反的时候,想胁迫他归降,被严词拒绝,最后被杀。据说,他的尸体被吴三桂的将士分而食之,骸骨无存。《清史稿》将他列入“忠义传”。他懂政治讲大局,不愧是朝廷的好干部,臭名昭著的好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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