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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相比李定国的广东会师之后，慢慢挥师北上，钱谦益这个战略更加快捷。广东毕竟地处最南边，即使顺利攻下，北上北伐仍然会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可是南京作为南都，其重要性与战略价值无疑都使其成为争夺天下的关键枢纽。
而且相比手握西南主力30万军队还掌控永历朝廷的孙可望，李定国实在是比较弱势。
不过以上都是废话。
其实，最最最关键的是，钱谦益来联络郑成功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江浙一带粮食多。
于是郑成功果断派出两万部队、五百艘船给张名振，让他配合钱谦益的计划。
而对于李定国那边，没办法，本来就十万兵马，其中还有不少不太能打的，能打的倒分了一半去配合钱谦益的计划，还得防守厦门，所以只好给李定国派了支作战能力不太灵光的部队配合行动。
这支部队的将领林察也很识趣，毕竟出来打架也得有本钱，谁不想摧枯拉朽，奈何实力不行啊！所以他领着部队蜗牛爬似的向广州方向前进，唯恐走的太快。
李定国自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盼星星盼月亮，也没盼来任何一个兵。
李定国孤军奋战，打了半年，尚可喜也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率部入城协助防守。
李定国虽然很猛，奈何清军也不是吃素的。尚可喜好歹也是身经百战，等到12月10日清军援军到达，尚可喜更是精神一振。
休整之后，尚可喜率领全部人马连同增援部队，向李定国大举反击。
由于敌众我寡，李定国不得不率领部队撤退。被李定国打怕了的尚可喜自然不会放弃这种复仇的好机会，一路把李定国赶回了广西才罢手。
这次战役李定国损失很大，4万多人马，最后只剩下六千。经过这次战役，李定国基本上算是失去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事后，估计李定国问候了一下郑成功的祖宗十八代。
至于郑成功方面，李定国这边本来就不是重点，李定国一撤退，郑成功自然也把林察他们给召了回来。
郑成功的宝全压在关门打狗计划上了。
郑成功不愧是海盗家族出生，他的海军确实很厉害。
张名振、张煌言率领部队从厦门出发，很快就到了崇明岛（上海），郑成功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冲破南通、江阴…靖江、镇江防线，1654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达了南京远郊的燕子矶。
郑成功是按照计划，顺利到了南京，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要知道这可是会师计划！正如李定国盼望郑成功郑成功来不了一样，现在郑成功盼星星盼月亮，就盼孙可望。
但是孙可望爽约了。
不过，这次事情倒也怪不得孙可望。孙可望虽然人品不行，但是说到光复江山这个问题上，他行动还是很积极的。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
宝庆之战失利之后，孙可望认识到：进攻，我不行。
没办法，和李定国已经撕破脸了，唯一可以担任方面军统帅的，就是那个上次打了败仗被解除了兵权的抚南王刘文秀。###第61章 大家都有难处3
问题是，自从被孙可望解除了兵权送到昆明养老，这哥们心灰意懒、日趋消极（当然从这件事情也能反应他相比孙可望李定国还是有差距的）。据史书记载，他废居昆明时“益循循，谨训子（刘震）读书为儒者风，欲入鸡足山学道”。
孙可望让他出任“大招讨”，他表示：不干。
以前吧，孙可望就巴不得刘文秀没兵权，现在刘文秀不干了，孙可望又死皮赖脸求着刘文秀领兵出征。
耐不住孙可望的软磨硬泡，刘文秀只能硬着头皮上。出征是出征了不过，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到刘文秀出征的时候，已经到了1655年春。
不过，虽然你让我干活，我怎么干活，你就管不着了吧。刘文秀一路磨磨蹭蹭，和郑成功支援李定国一样，唯恐走的太快。
张煌言等人1654年十二月到了南京，巴巴等了几个月，不见动静，扛不住，只能撤退，这个时候，刘文秀的水军还没起航。
也不知道咋回事，等到张煌言撤退了，刘文秀倒是积极了起来。
四月，刘文秀在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集结部队，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他派卢明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陆路进发。
曾经有一份很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你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地事情莫过于此！
刘文秀一定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因为刘文秀很快就会为他的挥霍机会付出代价。
打仗时机出现的时候，刘文秀没行动，现在老天的惩罚来了。
在洪承畴“以守为战”的策略下，洪承畴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但是这个时候，当他发现各个抗清势力竟然妄图连成一片之后，他坐不住了。
他决定亲自率领部队，进入湖南，狙击刘文秀。
也该刘文秀倒霉，这个时候偏偏又下去了大雨，结果卢明臣一路顺流而下，很快到了常德。
而刘文秀的陆军道路泥泞，想跑也跑不快。
这样刘文秀两面夹击的计划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破产了。结果先到的卢明臣到了常德城下，被清军伏击，又得不到陆军的支持，全军覆没，卢明臣中箭落水牺牲。
刘文秀水军挂了，卢明臣的阵亡又严重影响了士气，打不过，只能：撤！立刻带领军队退回贵州。
如果说上一次战败，还算是个意外，这次刘文秀的战败，明显就是人为，所以孙可望十分生气，刘文秀简直把自己的脸都丢尽了，孙可望再一次解除刘文秀的兵权，让他继续去昆明养老。###第62章 顺治王朝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南明搞出来无数次党争，导致南明丧失了好几次绝佳的机会。
其实，这倒不是南明独有。大清朝在这方面也有烦恼，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大清朝当初为了稳定政权，大量使用了明末遗臣。这帮人当年就是靠党争起家的。
狗行千里要吃屎，狼行千里要吃人。你要指望这帮人消停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憋的了一时，憋不了一辈子。
在多尔衮时代，鉴于多尔衮本人就是个牛人，要想在他眼皮子底下耍花样，那是找死。曾经倒是发生过一起党争的事情：浙江道御史吴达曾经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孙之獬等人，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试图挑起党争，结果精明的多尔衮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双方闹了个两败俱伤。
大家发现在多尔衮手下搞这些，哪一家都别想捞到好处，所以多尔衮时代，大家是比较安静的。
不过要说多尔衮时代，最大的党争，恰恰就是多尔衮和其他不服多尔衮的势力，其中包含我们熟知的济尔哈朗、豪格等人。
不过由于多尔衮太猛，反对多尔衮，要么挂了（比如豪格），要么只能装孙子（比如济尔哈朗）。
由于多尔衮专权这个事情搞得太典型，前车之鉴，从顺治开始，清朝的各个皇帝就开始总结历史上各朝代的经验，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分化大臣权利，防止出现多尔衮第二，逐步建立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加强君权的制度，当然最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雍正，其标志是军机处的成立。
在顺治朝，福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要想大权独揽，首先要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前面已经介绍过八旗制度，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出，八个旗主的权力实在是不小，一旦他们搞联合，连皇帝都不一定能镇住。顺治显然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一下子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你要从别人手里收回权利，即使是皇帝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不满。
历史上，从权臣或者功臣手里收回权利，搞出了无数的政治事件，刘邦对韩信、杯酒释兵权等等。说明这个事情的确不太容易处理好。
福临对这个事情，是一步步来的。先是借着清算多尔衮的机会，顺势把正白旗收归囊中的，加上自己亲自掌握的两黄旗，这样顺治就握有三旗。
顺治是个聪明的人，前朝的朱允炆就是血淋淋的例子，他因为收回藩王手里的兵权，最后连皇帝都没得做。其实八旗的议政王同藩王也没什么两样。
既要平稳过渡又要削弱议政王的权利，怎么办呢？
顺治聪明就聪明在这个方面，他也不削议政王的兵权，他把诸王的地位调低，把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他掌管的三旗自然是“上三旗”，其他五旗就是“下五旗”。通过这个方式，顺治小小地削弱了一下议政王的权利。改革，要改而不革才能成功，顺治显然深谙这方面的精髓。
其次，济尔哈朗由于清算多尔衮立下大功，一下子重新控制了军国大权。虽然济尔哈朗对福临可谓是忠心不二，但顺治显然没有被济尔哈朗的忠心冲昏头脑。他很清楚，济尔哈朗代表的是满清贵族保守派的利益，虽然顺治很不喜欢多尔衮这个人，但是不可否认，多尔衮的政策是很好的，相比之下，济尔哈朗就是个老古董，要啥都听济尔哈朗的，那估计就抓瞎了。所以对于济尔哈朗，顺治在地位和经济上给予了很高的待遇，不过权利上，该收回的还是要收回来的，你就好好养老就行了。
再次，顺治取消了亲王管理政务的制度，中央的部长基本上由王以下的满汉大臣充任，直接听命于皇帝。
就这样，通过一些列的运作，年轻的顺治把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孝庄”太后的指导，这个女人可是个老江湖。
顺治抓了大权之后，根据需要，他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
当皇帝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