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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能打进北京，范文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了北京以后，由于满清以前的劣迹，加上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社会是混乱的，人心是不稳的。
真正面临这个复杂的状况，多尔衮也是抓瞎的。
虽然他不懂，但范文程懂啊。
于是在范文程的主导之下，实施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权术。
第一，以为崇祯皇帝复仇标榜（奇怪，和崇祯打了十几年，竟然打成了朋友），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第二，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投降自己的就是好猫。不管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比如说一个叫冯铨的人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
事实证明，经过明朝两百多年的折腾，有骨气的是少数。多尔衮这个求“贤”若渴的方针，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正是这个方针，让清朝在关内站稳了脚跟。
第三，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当然这个纯属顺水推舟，本来这就是崇祯为了打满清钱不够征收的东西，现在当然可以免掉。但对下层的农民来说，这个政策实在是太人性化了。
这些政策，可谓瓦解民心于无形。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甚至很多官员都觉得满清政府非常的“贴心”。###第11章 南明那些事儿
在多尔衮占领了北京听从范文程的计策忙着安抚民心的时候，其他地方也很忙。
北京丢了，崇祯死了，貌似明朝就完了。
且慢，首都丢了怕什么？我们大明还有一个。
每个王朝都有点自己的特色，大明最大的特点是有两个首都。
南京，大明的又一个首都，其他王朝首都沦陷了，还要迁迁都什么的，比如说北宋，据说迁都的时候特别混乱，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纰漏，明朝连迁都都省了。
而且这个首都确实是个真正的首都，凡是北京有的机构南京都有对应的机构，六部两院，全部都是满员编制。
迁都的南宋小朝廷坚持了一百多年，看起来，不需要迁都配置齐全的南明小朝廷至少能坚持两百年吧，说不定大清灭了咱还在呢。
可惜历史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去掉个0，二十年都不到。
不过当时南明的官员肯定是认为他们可以坚持两百年的。要不是坚信南明可以存活两百年，他们怎么会彼此斗得不亦乐乎涅？
本来崇祯上吊，旧老板死了，当务之急是选个新的老板。
从选新老板开始，南明小朝廷的各路鬼神就开始折腾。
这一点宋朝就没有这样的烦恼，赵家的子弟在京城陷落的时候被一锅端了。有且只有赵构一个人。
南明坏就坏在，有皇家血统的人太多，但是有能力的人又太少。
说起来这还是拜朱元璋所赐，他把自己的子孙都发配到各地去当了藩王，后来朱棣谋反之后，为了防止有人走上自己的道路，对于藩王，给地盘，好吃好喝供着，但是不能玩花样。
在这个高压政策之下，流落在外头的藩王大都是草包，也应该是草包，如果不是草包，天天议论国是，反而对朝廷来说才是最危险的。
虽然朱家子弟比较多，但是当时血缘比较近，呼声比较高的有三个人。
一号选手，福王朱由菘，说起这个朱由菘，很有必要讲讲，他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崇祯的堂兄，诸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朱常洵很不幸的被李自成做成了一道菜，叫福禄宴。说起来朱常洵算是个风云人物，是万历最喜欢的儿子，明朝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的当事人。东林党当时以“立长”为理由整整折腾了几十年，最后皇帝妥协，立了明光宗朱常洛。朱由菘在他老子被抓的时候，他侥幸从洛阳逃了出来，躲在了淮安。
二号选手，惠王朱常润，这个也是万历的儿子，他在荆州当了个藩王。可惜荆州一到乱世，就是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张献忠率领的流寇兴起之后，他被追的到处跑，最后看破红尘，索性当了和尚。
三号选手，桂王朱常瀛，万历的儿子，惠王的同母兄弟，原来是被封在衡阳，最后又被张献忠赶到了广西避难。倒也符合他这个桂王的桂字。
说起来无论如何都是朱由菘最合适，他的血缘关系最近，而且和朱由检是同辈，虽然是弟终兄及，但是比侄终叔及要合理的多。
但是当皇帝，不是说你有资格就能当的，特别是没有诏书的情况下，谁当皇帝，不是由你的血缘关系说了算的，而是由势力大的人说了算的。
现在谁的势力比较大的，答曰东林党。
东林党举双手双脚反对立朱由菘。
东林党？这就奇怪了，万历年间为了立长立贤的问题，和万历争了几十年，这个时候怎么就忽然放弃原则，不立长了。而且他们给出的理由实在是打了前辈东林党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福王不贤。
历史告诉我们，东林党也似乎不是那么正义的。之所以后来变得正义，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武器，会写文章。什么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东林党之所以不喜欢朱由菘，根源在于万历年间，东林党和万历皇帝斗了几十年，坚决反对朱常洵继位。现在让他们同意朱常洵的儿子继位，万一清算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哦，原来这才是真相。
说朱由菘不贤，问题是惠王桂王也不比朱由菘好到哪里去。于是他们推出了一个八竿子都轮不上的人，潞王朱常淓，说起来这个人的血缘关系就比较远了，他是隆庆皇帝这一支的孙子。在艺术领域比如绘画音乐方面比较有造诣。
会搞艺术就一定贤吗，恐怕只有鬼才相信，李煜和宋徽宗的艺术水平比这个朱常淓高到哪里去了，还不是亡了国。但是东林党管不了那么多，反正要的就是个理由而已。
且不说这个朱常淓最后其实是最没品的。就这个方案最扯淡的是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负责的内阁可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历史上司马睿能偏安东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而已。关键在于臣下齐心协力，方能维持危局。
现在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正是因为他们整出了这个方案，搞出了一大批野心家效仿，南明就一直处于内讧中不可自拔。后世说，明亡于党争。我说，南明亡于东林党。
这个时候，南明权利最大的是史可法，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正部级干部，六部以兵部为首，史可法，这个人很有必要讲一讲。
在南明这群当官的里面，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比较正直的人。他的老师是左光斗，左光斗是天启年间东林党的领袖，在和魏忠贤的斗争中坚贞不屈，最后惨死狱中，在文人士子之中有很高的威望。
事实上，史可法有左光斗这个老师是他的荣幸，左光斗有史可法这个学生，也是他的荣幸，史可法深得左光斗的真传——坚贞不屈、以死报国。
史可法面对这个形势，也感觉到比较难办。他本人对于立谁都无所谓，因为这个时候只是需要一个精神领袖而已，但对东林党的顾虑也确实能感受到，毕竟他想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感到责任重大却又非常很无助。
这也是史可法的弱点，他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既不能谋也不能断，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抓瞎。后世对他的评价是知勇而不知兵。我以为然！
现在要挽救南明小朝廷，不再是精神可嘉就行的，既要能谋还要能断。可惜史可法这两样都不具备。
他自己知道自己下不了决断，于是就去问计于一个叫马士英的人，事实证明史可法的眼光也不行。这就更悲剧了。
但是史可法问马士英，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马士英不是东林党人，看起来像个中间派，所以他想听听马士英的意见。
马士英，此人是经历过官场大起大落的老手。后来在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凤阳总督 ，国防部副部长。在这个一片混乱的时候，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他给犹豫不决的史可法带了句话，“立君要以贤明作为标准不能固执地拘泥于人选的辈分顺序。”他抛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让犹豫不决的史可法看到了曙光，马士英真是贴心呐！史可法认为这个人很有决断，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于是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马士英和史可法见面了之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个会，会谈进行得友好而热烈，彼此都为国家的危难感到责无旁贷，他们讨论了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对立谁为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方案：和稀泥。他们折中选择了桂王朱常瀛。
所谓的民主，就是各方势力的妥协，但是这个史可法的这个和稀泥，非常没有水平。
且不说桂王的人品如何，单单桂王处于广西，光是在兵荒马乱的跑到南京来就得花上个把月。在这个北京已经被攻下的当务之急，这个方案是下下之选。
唯一的好处是，东林党觉得比较满意，本来东林党立谁都好，只要不立朱由菘，他们都能接受。
按照东林党的记载，朱由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