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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西田税将《法案》传入军内，许多下级军官接受其思想后，遂成为法西斯主义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军国主义的传统。军人“对国际形势最为敏感”。《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397页。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形势变化，军部中产生了“高度国防国家”思想。主要内容一是军备现代化，二是经济军事化；三是国民总动员。1917年8月，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兵要地志班长的小矶国昭起草了《帝国国防资源》，其中指出：“为保证帝国生存，于平时就应做好战时经济自给的准备。”《陆军军需动员》（1），第40～42页。1920年5月，永田铁山写成《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军部“幕僚派”改造国家的理论依据。同年佐藤钢次郎发表了《国防上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国民军队化”、“军队社会化”的国防国家构想，意在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可见，军国主义的专断性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军部需要用法西斯主义武装自己，巩固天皇制统治，建立世界霸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法西斯主义与军部势力结合，更加增强了其维护天皇制的“使命感”，认为“但凡古今革命，皆由军队运动而成乃是历史性规律”末松太平：《私の昭和史》，第24页。。“国家改造”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应由军队担负。于是，在军队上下形成了所谓“军内革新派”。
早在1921年，当时在欧洲的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集会于德国的巴登巴登，商讨了“总体战”体制问题。以此为起点，军部法西斯“幕僚派”着手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准备。他们回国后于1923年组织了“二叶会”，后又组成了有东条英机、铃木贞一等人参加的“木曜会”。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为“一夕会”。成员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著名法西斯军人，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三项议案：①刷新陆军人事；②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点；③拥立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将军，建设正规陆军。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90页。他们明确地把“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紧密联系起来。与军部幕僚派相对应，以部队下级军官为主体，形成了“青年军官派”法西斯。1927年以西田税为头目组成了“天剑党”，包括陆海军军人40余名。该组织声称是“以《法案》为经典的实行之剑”《田中五郎》《北一辉》第282页。；形成了以北一辉、西田税为首的“青年军官”法西斯运动轴心。还有成立于1928年的“王师会”，以藤井齐为首，包括古贺清志、中村义雄等40余名海军军人。他们与民间法西斯井上日召、大川周明等人联系密切。
1930年9月在“干犯统帅权”论争和“满蒙危机”的形势下，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团体“樱会”组成。重要成员有坂田义郎、口季一郎、根本博、田中弥、长勇、田中清等人。他们大多是重要军事部门的军官。“樱会”在其《趣旨书》中指出：“本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现代史资料》（4），第58页。他们还认为现在的外交家已经堕落为“国际妓女”，有损于无与伦比的国体。中野雅夫编《桥本大佐手记》第15页。因此，必须实行“国家改造”，振兴天皇国体，“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既吸收了“幕僚派”成员，也接纳了“青年军官派”人物，还同海军法西斯团体“王师会”、“星洋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民间法西斯保持着经常往来，从而决定了它在激进法西斯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至此，从中央军事首脑部门到地方部队的日本军队中，法西斯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军部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此后，军部法西斯便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和凶残的军事政变，推动国家法西斯化。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关东军的独立与张作霖的崛起（1）
一关东军的独立如前所述，1918年夏爆发的“米骚动”，是“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表现。这次运动导致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垮台，继之上台的是被称为“平民宰相”的原敬，组成了日本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面对动荡不安的局面，决定“用有秩序的变迁来制止国内的变动”。《原敬日记》，1919年4月2日。提出了“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振兴实业和充实国防”的四大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朝鲜“三·一”运动的冲击，迫使日本首先进行了殖民地制度改革。于1919年4月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头政治”变成了“四头政治”。表面上看，文武分立，各行其是。其实，为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侵略开辟了一条捷径。按照《关东军司令部条例》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陆军大、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受参谋总长（军令）和陆军大臣（军政）的指挥。其职责是“统帅驻关东州及南满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及沿线”。这种规定便于关东军秉承军部旨意，动辄以“防卫”和“保护”的名义，独断专行（日语叫“独走”）地行使武力。事实上关东军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二张作霖的崛起与日本
从1919年关东军独立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主要表现在与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关系上。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今辽宁）海城，青少年时流浪江湖，作过货郎、兽医、小买卖等，与赌徒流氓厮混。甲午战争时，曾一时充军，后加入“绿林”，在辽西割据一方。1902年受抚于清政府，任游击马队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作霖率部由洮南进入省城奉天，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逐步控制了奉天军政。从此；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2年1月，张作霖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如果（日本）对我有何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15。同年12月，又拜访了路经奉天的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亦表示“愿按日本指示行动”。对于张作霖的表态，日本侵略者很满意，一种意见认为“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是必要的”。此后，扶植张作霖就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一项重要政策。张作霖也进一步与日本勾结，壮大自身实力。
1915年10月，张作霖借赴汉城参加日本召开的所谓“始政纪念博览会”之机，拜会了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极力“表白自己的意见，与寺内肝胆相照”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第86页。张作霖在这次活动中赢得了寺内的好感，增加了日本统治阶级对他的重视。不过这时日本还没有把张作霖作为唯一的支持对象，还有一些人主张利用宗社党搞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为此还实施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未能得逞。
1916年6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张日勾结更为密切起来。张作霖对其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十分理解”，愿意“与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日本外务省档案》MT117。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曾任满铁首任总裁），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氏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日本能“利用张氏”，则日本在“满洲”就可以“为所欲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第55页。这段话对张日关系说得非常明白了。
此后，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逼走握有部分奉天军权的冯德麟，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于黑龙江省内乱之中夺取了黑省军政大权。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遂成为东北王。在此期间，日本还几次从朝鲜银行给张作霖贷款，在财政上援助张作霖。
张作霖雄踞东北之后，又企图问鼎中原，争霸全中国。为此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数次进军关内，穷兵黩武，进行军阀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通过支持奉系军阀的武力扩张，达到攫取“满蒙”权益，控制中国的目的。
1920年7月，北洋政府直、皖两系军阀发生冲突，张作霖乘机派兵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但很快直奉矛盾又突出起来。于是奉张企图依靠日本争霸中原。1920年9月，张作霖访问关东军司令官，提出“要想出中原，成大事，如不得到日本更大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恳请日本给予大力援助。为此，张派于冲汉为特使赴日，往访原敬首相等日本首脑。日本政府遂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必须使张放心，并给予相当的待遇”。原敬首相在其日记中写道：“其实，张虽欲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其势力，而我欲于东三省发展，亦必须对张优待，此乃双方利益不期谐和之事也”。《原敬日记》第9卷第138页。这是对张日相互利用关系的极好注释。1921年5月，日本政府在《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决定中，重申“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524页。
1922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