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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光里，我看到她的眼睛，这时，她看见了我，我吓坏了，一动不动，嘴里也说不出声，因为她的目光非常奇怪，她好像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我背后的什么东西，我回头看了一眼，我背后什么也没有，我再次转回头来，只见她弯下腰，从地上捡起我的一串钥匙，在眼前轻轻晃一晃，声音竟很好听，我看到她抬起头来，望向我，然后对我讲话，我想听清她在讲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听不清，她声音极细极弱，但又很淡，每说一句，便有一股烟味迎面而来，她用长长的烟指指钥匙，又指指我，像是问我这钥匙是不是我的，我点点头，她冲我做了一个“过来”的手势，我迟疑了一下，没有动，于是，她把钥匙轻轻扔进身边的浴缸里，然后低下头，像是努力回忆什么似的，我等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她再次抬起头，对我说话，说一句，停一下，看看我的反应，然后再说，可是我一句都没有听见，为了听清，我向她挪了一小步，没想到，正是这一步，却让声音比以前大多了，于是，我一小步一小步走近她，随着我的走近，她的头也慢慢抬起来，眼睛望向我，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终于，我发现自己终于地听清了她对我说的话，她对我说……“
“卡嚓”一声，对方电话挂断。
第二天，陈小露对我说，她吓坏了，根本无法入睡，爬起来点亮屋内所有灯，又吃了一片安眠药，但整整一夜也没有睡着，她甚至不敢去自己家里的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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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恐怖故事，让我顺便想起一人，中国写恐怖故事的作家虽大有人在（比如做《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但就我看来，普遍水平却是离奇有余、恐怖不足，奇怪的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篇倒是出自我读中学时的课本里，那是鲁迅所作，题目好像是《药》，故事写的是一个人血馒头的经历，让我不由得承认鲁迅真不愧是作恐怖小说的好手，证明这一点易如反掌，你只需看一看我就可明白个中原因，说老实话，从我读完那篇课文到现在，十几年了，居然养成了吃米饭的习惯，再不敢向馒头看上一眼，足可见其艺术感染力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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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小露，我想我该讲的都讲了，连点点滴滴也未放过，德宝饭店分手以后，我们仍然有彼此的消息，并且还见过不止一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她那里，她正一个人喝酒，我坐在她对面，本想与她聊天，但却无话可说，我抽烟，她喝酒，偶尔对视，一会儿，她走过来，坐在我腿上，然后抱住我，抱得很紧，我的脸隔着她的衣服，贴在她的两只乳房之上，使我几乎难以呼吸，我们就保持那个姿势，呆了很久，然后我离去。这个场面我不爱提及的原因是，它很像我看过的某些电影场面，我不喜欢电影中的类似场面，说句实话，那次拥抱十分空洞，我不知我们的拥抱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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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人，成天拉着你四处乱转，今天让你饿得半死，明天让你尝遍山珍海味，后天发你一个美女，接下来一年只让你手淫而不让接触任何女色，一会儿让你向东，一会儿又让你向西，忽而让你失业，忽而又让你失恋，再呆一会儿又让你管理别人，没过多久却又把你卖为奴隶，突然间，让你有了朋友，接下来又给你财富，但很快再把你变成一个穷光蛋，让你众叛亲离，孑然一身，然后他找个机会把你推下万丈深渊，当你快到底儿时，他又把你从半空捞起，用力丢进大海，在你被苦涩海水灌得五迷三道之际，让你浮出海面，并教你游泳，然后指给你看不远处的一块陆地，按理讲，他对你不错吧，给你提供了那么丰富的内容，试问，你会觉得他怎么样？
一般来讲，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况，我只是会觉得这个人在折腾我而已，当然，我这也只是乱猜一气。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在讲——我与生我养我的这个世界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是，有一点这个世界永远而且绝不向你透露，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对你那么做。
我再问，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人怎么样？
这就是我与陈小露分手后常问自己的问题，想这个问题让我很烦，这个世界如何看待我我不知道，但我对这个世界却是有着不少看法，这些看法虽然多变，也许其中掺杂不少成见，但随着我的年龄长大，一些基本的结论却是慢慢地越来越清晰了。
第一、我认为，这个世界对我缺乏善意，由此，我虽然无法断定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恶的，但我也绝对无法同意这个世界具有善的本质。
第二、我认为，这个世界非常难以理解，以至于我几乎无法对它做出什么议论，也许这与我处于这个世界的底层有关。
第三、这个世界向我提供了好奇心，这使得我无法立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我无法知道我的好奇心何时会消失。但这一点却无法证明什么。
第四、对于这个世界，我在本质上无法对其说三道四，因为没有弄清其中的任何一点东西。
第五、这个世界存在的理由，从逻辑上讲是无从知道的。
第六、作为一个作家，我对自己的真正使命缺乏了解，因而，我的创作属于盲目创作，它意味着，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需要，我也不知道我能给它增添什么，甚至，我认为，任何被需要的自我感觉都是一种幻觉。
当然，得出这些结论不仅与情感经历有关，可以说，它与我所有的生存活动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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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在北京时，与我谈过一个创作上的问题，他认为，很多作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作家，喜欢把他们创作的主题依附在某些母题上，比如命运啊痛苦啊之类，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任何人提出，但却无法被任何人解决，因此，作家做的工作只是在不断地重复地阐述这些母题，也就是说，没有人会讲“为什么要有命运存在，为什么要有痛苦存在，它们的存在有何意义，它们的存在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这一类事，作家只是对于题目做出阐述，只是告诉你——“世上有命运有痛苦这回事，以我的经验看，它是这么表现的——”
这是可笑的，小说就是这么一种可笑东西，它是一种胡言乱语，只有在作者与读者都自信自己知道些什么的时候它才得以存在。
但作家们的工作有一些令我十分不满，原因之一，那就是琐碎异常——说一千道一万，只是为了一句话，比如，人的命运是荒诞的，痛苦的之类。本来一件简单的事情，作家们做起来却很麻烦，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样对读者不公平，有点像欺负人的过程，你遇到一个小孩，想告诉他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你告诉他、或者打他一下就够了，但不行，你要先打出一记耳光，然后再踢上一脚，然后脑后一拳把小孩放倒，骑上去，再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撞，然后你起身，找到一支棍子，猛击向小孩的腹部，然后你再度离去，回来时手上出现一把砍刀——最后，你对小孩说，现在你知道了，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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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个桂冠诗人叫普鲁斯特的，一生平淡，事业基本平坦，爱情顺利，写出大量不疼不痒的长短诗，他死前就想好自己的墓志铭，死后墓碑上便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用来说明他的一生与世界的关系，叫做：“我与这个世界有过情人间的争吵。”
这几乎可算是对完美人生的总结，优美隽永又温情脉脉，完全是一句诗。
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实在很不广阔，个人经验浓重，那种美好愉快的经验甚至令人气愤，我想我无法获得那种经验，很少有人能获得那种经验，我是说，在看到这个如此黑暗的世界之时，我几乎可以断定，如果这个世界是个大众情人，那么我对她的追求绝不会成功，我既不想强奸这个世界，也不想做无聊追求者，因此，我只好与她分道扬镳，陷入孤独，然后我会在墓志铭上照实写道：我与这个世界也许有些相干，但相干到何种地步，非常遗憾，也许要到了那边才能知道。
这也是我在与陈小露分手后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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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小露的情感纠葛离我而去之后，理所当然地给空虚留下一个空缺，随着空缺的增大，空虚感也与日俱增，因此，排解它们简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叫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在北京。
我说过，北京是个大城市，有很多人，其中不乏与我同样的经历者，对于这种人，北京当然有所准备，北京是个经验丰富的主人，善于对付形形色色的家伙，北京很会看人下莱，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无疑算是得天独厚，于是，我坐上出租车，去领取北京的礼物，礼物如此之多，几乎叫我目不暇接，还未到手便已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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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我每晚出动，留连于酒吧、迪厅、饭馆等公共场所，勾搭每一个可以到手的姑娘而不问好坏，结果令人十分难过，这在我的日记中有所反应。
日记一：今天我与建成来到一个迪厅，我们在吧台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在人丛中寻找可以与之交谈的单身的姑娘，我们没有找到，只好又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回家睡觉。
日记二：今天，我又出动了，与我的一个朋友老孟同行，老孟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有一辆红色夏利，他有个特点，那就是倒霉，尤其是在与姑娘的关系上，他认识不少姑娘，可惜也只停留在认识上而已，但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要更进一步，他有个外号叫“情圣”，很多外号都是根据本人的反意取的，老孟的情况如何，看看下面便知，他正巧没有生意可做，闲得发慌，见我苦闷，好心带我去嗅蜜，我当然非常欢迎，于是，我坐上他的车，被他带往和平宾馆，在那里，我们看表演，姑娘们飞舞的大腿搞得我心烦意乱，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