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意张春桥（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17） 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时的讲话
张春桥 1966。11。15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到处找我。但希望这种方式今后不要推广。我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与你们见面，不高兴的是这样做影响我的工作。我回来是因为上海部分工人到北京请愿步行到安亭，影响了交通生产。为此我匆匆忙忙赶回，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了解，问题亦没解决完。这次回来匆忙之际本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后，再与同学见面谈谈，你们既已找到我也就很高兴与你们见面。我总想回来的，对上海的文化革命我们关心。从同学来信和与到北京串联的同学谈话中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详细。
首先嘛，要谈一谈陈琳瑚（原工作组长）的问题。刚才同学与我谈了一下情况，当时讨论的焦点是陈琳瑚去检查。这个原则无问题，中央早已作了决定，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无论什么人叫，什么派要他检讨，即使很少的人叫他都要去。如果一派要，就向一派人作检查，那派不需要检查，那就不要听。现在听起来 〃 红旗 〃 （同济保守派）也想让他作检讨。我这次来是和大家见一次面。另外还有一部分工人在等我。你们把材料另外送给我，我看了再发表意见。你们原来是少数派，你们要注意他们那边过去可能保得很厉害。你们说他们说过工作组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下子转过来不那么容易，现在突然转过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恐怕还要具体分析。同学中问题，他们可能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较深，应按《红旗》十四期社论关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影响者处理，只要他们认识觉悟过来就行，要团结一致。同学一般是不检讨的，但是如果个别人执行坚决，行为恶劣的，我个人意见也可以检查一下，因为太坚决了。但我们始终认为要本着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的态度，原则上不能调和，思想上要划清，开展辩论我赞成。青年人嘛，思想是易变的。团结和批评是统一的。我们自己不会犯错误吗？也会的。
工作组检查，完全可以，要求他首先到东方红兵团（造反派）检查，也可以，因为你们要求积极。要陈琳瑚到学校住，原则上同意。
同学之间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不要为这些问题争执不下，不要在同学间对立起来。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忙于派工作组。对工作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无论搞土改，四清，什么都有一种习惯，要派工作组；还有解放军是战斗队亦是工作队，这已成为一个习惯的形式。因此派工作组本身不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土改派工作组就不是路线错误，四清也不是。问题是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它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但它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组。因此不能那样谈，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没有派工作组吗？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不能看形式，要看他执行的什么路线。不相信群众，不派工作组还是有犯错误的，这和执行路线的人有关。
关于材料问题，中央军委已作指示，最近还可能发一补充指示，今天我就不讲了。
（念条子：为什么我们少数派找陈琳瑚不容易，而他们红旗兵团一个电话就把他请来了。）
这说明他们联系没有中断，因此很容易。同志们要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从来未象这次这样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例如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在党内外的进行批判。我希望你们在批判错误路线中学习好毛主席著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是必须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著作，学会这一条很不容易。要知道，只要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 〃 只要有阶级斗争就必定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不会熄灭的。 〃 就是没有阶级，也会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学会主席思想。你们将来成了当权派后能否象主席那样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呢？
同志们一定要好好抓紧活材料（同济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多学毛主席著作，不能只看眼前的事，还要好好对照毛主席著作学习。
今天还有同志等着我，我看是不是谈这些，以后有问题再说。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平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我对 〃 红旗 〃 一点也不了解，我必须听听他们的意见，一点也不听他们的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不搞折衷主义，我是倾向于你们这一边的。 18） 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
张春桥 1966。11。16
〖录音记录于苏州铁路中学〗
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见面，你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了变化，当然我这方面的变化不小，我下面再讲。我接受任务，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怎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那几天，同志们都知道毛主席连续检阅接见，头一天六十万，第二天一百七十万，中央的同志就是为这二百万革命师生的接见日日夜夜忙着，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总理忙得几天都没有睡，所以，有的事情处理比较仓促，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没有接头，仓促之间出了这样的错误，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派我来的，给我的任务也是非常仓促，拿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伯达同志在那里写信，写了一夜，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我看了一眼，我就去打电话，问飞机怎么样，因为飞机要临时调，班机没有。这样忙着出发，非常仓促，到了上海机场，也没有来得及，就急急忙忙向安亭去了。
同志们，这几天，在上海也好，昨天晚上也好，对我提出的批评，说我在安亭讲话不妥当，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我是个共产党员，给了我任务马上要出发，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从容地调查过，当时，同志们要知道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统统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那时陈伯达同志匆匆忙忙写这封信是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呢？我不是讲客观原因，而是要说明一下。
从 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以来，铁路运输很紧张，而且一天比一天紧张，过去我认为上海南京路可能是世界上人最多的了，到星期天就走不过去，现在天安门广场就象星期天的南京路，随时开五十万人的大会，这要安装个喇叭就有这么多人。过去来北京的最高每天达十万人，到后来每天达二十万人，有一天达二十六万，火车载重到什么程度呢？车厢底下的弹簧有要断的危险，车厢厕所住了六七个人。中学本来是百分之十的，实际上那止百分之十，其他旅客车子停了，货也运不出去。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了好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好多不欢迎革命师生大串联的人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借口。他们一再向中央提出停止大串联，最好学生不要到北京去，交通太紧张了，这是普遍的，对我们的压力很重，我们是支持革命大串连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可是，我就抓住这个交通问题又来了，很糟糕呀，对中央文革小组讲，你看看，那攻击不知道有多少。这问题，不单单从生产看，还是从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来看，都是个焦点，好多道理，社论上反驳了，你们看就是这个交通问题从来没有写过社论，这问题是难说的，我们就是这种心情，很焦虑，伯达同志当时更焦急，我就带着这种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比你们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们的遭遇，你们碰到的问题，听说以后，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大概和韩哲一同志差不多，对问题没有估计那么复杂，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独立地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困难的。所以我不是吗？当然，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见，慢慢懂了，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题，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这方面写电报时确实没有多想，文革小组对这方面情况是没有来得及问。对文化革命来讲，当然是抓革命，文革小组对工厂生产问题是不管的，我们只是到时间问一下生产怎么样，因为唯恐我们自己工作有毛病，生产受影响，人家要攻击。我那天讲过这话，同志们应该记得。
阶级斗争一个方面之一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如果生产质量下降了，那么骂娘的就多了，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他要说： 〃 文化革命搞糟了，糟得很。 〃58 年、 59 年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那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后带来文化革命，这样好的形势到 60 年后就下去了，就是因为自然灾害、苏修破坏，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记得， 60 年到 64 年，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多厉害，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包括那么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什么 〃 蒋介石不好，但是就是有大米饭， 〃 那些话，同志们难道现在都忘了？这个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后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