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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那样无忧无虑，宗惠念完了小学，考取了北京五一女子中学，就是后来的女12中。宗惠贪玩淘气喜欢运动的个性仍然没有改掉。初一的一天，她放学后和同学一道来到北海公园，学起了滑冰。她迷上了滑冰，越是摔跟头就越是想学，她玩疯了，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她急忙背着书包急匆匆向家里赶去。回到家里，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刚想找点东西吃，谁知一向和蔼的父亲却严厉地问道：“你干什么去了？”
她战战兢兢地说：“我……我到北海滑冰去了。”
父亲吼道：“滑冰，为什么不跟家里打声招呼，你知道你回来晚了家里有多担心吗？”
宗惠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惭愧地低下了头。她知道父亲之所以发火，还不是因为心疼女儿吗？真人不露相，蔫人出豹子，不爱发火的人发一顿火那才叫吓人呢，费孝通的这顿火没有白发，从那儿以后，宗惠再也不敢不打招呼就晚回家了。直到现在，她无论到哪里，都要跟家里打声招呼。回来晚了，非得给家人打个电话通报一下不可。
这时，费孝通的家住在东四七条的一个四合院里，他在屋里摆满了书。费宗惠特别喜欢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按照他的意愿，他希望妻子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孟吟身体不好，为了妻子，他放弃了再要孩子的念头，把精力都放在培养女儿上。他给女儿布置学习任务，由妻子负责检查。
俄罗斯文学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
费孝通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又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率领队伍来到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1951年，费孝通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我国高校实行改革，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列为资产阶级学科被打人冷宫彻底取消。
新中国百废待兴，费孝通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可费孝通关心社会深入调查的作风没有变。他一方面经常深入乡村，做社会调查，写出了《重访江村》等文章；一方面秉笔直书，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万万没有想到这篇受到周总理赞扬的轰动全国的文章，竟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与祖国和人民休戚与共的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从1952年开始，费孝通就和潘光旦老师住邻居。费宗惠经常跑到潘光旦教授家玩耍，和潘公公的女儿潘乃谷成了好朋友。潘乃谷报考的是农业机械化学院，回家经常向宗惠讲学农业的乐趣和北大荒的故事。那时候，苏联电影《女拖拉机手》刚刚放映，里面出现的集体农庄的场景和女拖拉机手的形象，对宗惠充满了诱惑。这部电影在宗惠的心田里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
1958年宗惠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按照她的学习成绩是可以报考北大、清华的，可父亲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报考这样的名牌大学肯定要被刷掉。她突然想起了潘乃谷报考的大学，对，就报考农业机械化学院！
填写报考志愿时，她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业机械化专业，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同学们开玩笑地说：“宗惠，你是个漏网分子，你爸爸是大右派你怎么能够上大学呢？”
她抿嘴一笑，一句话都没有说。正因为父亲是大右派，宗惠在大学期间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成绩在班里出类拔萃。酷爱运动的天性没有泯灭，她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打左前锋。大班里有一个叫做张荣华的男生，学习勤奋，待人热情，还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五年的大学生活朝夕相处，费宗惠和张荣华产生了爱情。张荣华家住上海，父亲是个工人。他和费宗惠同岁，都是1940年出生的，属龙，小名叫小龙。他们从18岁就在一个教室上课，低头不见抬头见，可谓知根知底。
费宗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父母诉说了恋爱的经历，女儿是妈的贴身小棉袄，一向疼爱女儿的孟吟皱起了眉头：“宗惠啊，你爸爸是大学教授，而小张的爸爸是个工人，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婚姻最好是门当户对。”
费孝通一听急忙打断妻子的话：“宗惠，找对象关键是图人好，不仅要看他对你怎么样，还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在你的婚姻大事上，我们做父母的决不干涉，要尊重孩子的感情，大主意你自己拿！”
在父亲的关心下，费宗惠和张荣华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感情急剧升温。五年的大学生活一晃就过去了，毕业时，他们已经定了终身。费宗惠被分配到位于吉林省公主岭的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当老师。张荣华根红苗壮，出身好；既是学习尖子，又是团干部，分配个好单位本来不成问题，可他却坚决要求和费宗惠分配在一起。
有人惋惜地说：“小张啊，你好好掂量掂量，要是听组织的，你可以分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是非得和费宗惠分配到一起，那你只能到公主岭了。你是南方人，家在上海，生活多方便，东北那冰天雪地深山老林你受不了，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张荣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在乎苦不苦，只要能和宗惠在一起，我就知足了！”
1963年9月，费宗惠和张荣华最终被分配到吉林省公主岭。临行前，费宗惠问父亲：“爸，我是独生女，按照政策父母身边应该留一个孩子，要不要跟领导提一提要求留在北京？”
费孝通果断地说：“宗惠，你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应该到第一线去。东北有大片的黑土地，你应该到那里去为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做出贡献！”
五十五载春秋相濡以沫
惟一的女儿去了东北，家里显得冷冷清清。多亏了孟吟，承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孟吟姊妹四个，她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从小就帮着妈妈料理家务，学会了很多家务活。她烹饪手艺极佳，用烤箱做的点心可以和西餐店媲美。费孝通喜欢吃肉，她就变着法研究红烧肉的做法，最后竟然把红烧肉烧得晶莹透亮。她做的苏州风味的菜肴是费孝通最喜欢吃的菜。她有着一双巧手，会织毛衣，刺绣，还会做皮衣。宗惠小时候的衣服都
是妈妈亲自缝制。孟吟用几块钱买块花布，一顿饭的功夫就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同学们都很羡慕宗惠，追问她衣服是在哪个时装店买的。
对于丈夫，盂吟更是尽心尽力。费孝通所有的衣服，无论是西装还是长衫，无论是皮袄还是衬衣，都是妻子亲手制作的。她酷爱清洁，偏爱白颜色，家里的床罩、床单、被套、枕套都是白颜色，她用搓板把床上用品洗得干干净净，还要浆得平平整整。邻居们到了费孝通家里，看到屋里一尘不染，开玩笑地说：“你们家太干净了，我们都不敢坐。”
费孝通总是热情地说：“快坐快坐，没那么多客套。”
孟吟既善良又好客，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对周围的人十分慷慨。费孝通的司机老熊家里孩子多，她经常给老熊的孩子做衣服，做好吃的，还拿出家里的钱接济他。对于民族学院的职工和司机以及老邻居，孟吟经常慷慨解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在炮轰牛鬼蛇神。孟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也属于炮轰之列。费孝通整天挨批斗，孟吟被勒令回到原籍。她来到紫竹院派出所迁户口，民警们都认识这个尽做善事的老太太。她在单子上填上了“返乡”二宇。派出所的警察一看连忙说：“你不要填返乡，要填投靠。填了返乡户口迁走后就很难迁回来了，而且还要返到最基层的乡村。填投靠就可以不去乡村，你公公在苏州，你的户口就可以落在苏州，将来公公去世后还有迁回户口的可能。”
连平时不怎么打交道的派出所的民警都愿意帮助她，孟吟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孟吟到了苏州，刚巧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被打成牛鬼蛇神整天挨斗，老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得了脑血栓。他身体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该着老先生有福气，儿媳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他卧床不起时来。孟吟像伺候产妇坐月子似的精心伺候着瘫痪的公公，从梳头洗脸到穿衣戴帽；从喂水喂饭到端屎端尿，她毫无怨言。公公瘫痪了好几年，在儿媳的照料下居然没长褥疮。老先生逢人就说：“我的小儿子有福气，娶了个好媳妇，我可是得了儿媳妇的济了！”
那时候的费孝通正在挨整，他戴着破帽子，穿着破旧的中山装，衣服上都直往下掉丝丝。他没有在父亲临终时尽过孝，可他没有做到的妻子全都做到了。孟吟的“投靠”实际上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病人，她无怨无悔。她觉得公公是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能够为丈夫分忧解难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1970年，费璞安带着微笑告别了人间，孟吟才结束了“投靠”的历史，回到了北京。夫妻刚刚团聚，费孝通又被发配到湖北潜江干校食堂当伙头军。孟吟又独自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费孝通官复原职后，很多人都提出要帮助他把女儿调回北京，可他却说：“我女儿是学农的，学农就应该在第一线！”
他对自己的女儿不徇私情，可对别人的孩子却关怀备至。潘光旦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他和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是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潘先生蒙冤挨整，造反派勒令他拔草劳动。他的子女都到了外地，是费孝通照料他的生活，带他到医院看病。他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费孝通坐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默默无语。费孝通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潘先生，总是想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频繁。很多国家仰慕费孝通的学问，请他推荐一些学生前去留学。费孝通首先想到了潘光旦的小女儿潘乃谷，她当时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机械化系当书记。费孝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