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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说我们学校停课后，对教堂里的于修士说：“兵荒马乱的，孩子们无事可做可不好。你把教友的孩子们召集起来，讲讲圣经故事，唱唱圣歌，再让他们写写大字，温习温习学过的功课，他们就不会给爹妈惹是生非了。”
就这样，我们二十多个教友的孩子，不分大小，不分年级，便同在教堂东院一间洁。白的大屋子里上学了。
我和壶嘴儿就在那会儿成了同学。
其实，壶嘴儿不是我们县立小学的学生，他家原住酸枣屯，离我们小县城二百多里地呢！年初，日本鬼子在酸枣屯和当地的保安队打了一仗，一颗追击炮弹正落在他家烟囱上，他这才和家里人逃到我们这里，投奔他舅舅于修士。有了于修士这层关系，当然，他也就能到教堂里来上学了。
壶嘴儿姓胡，大名胡天佑。并不是因为他姓胡，大家才叫他壶嘴儿，而是因为他的嘴小——特别小，可能他小的时候叼不住妈妈的妈妈头儿吧，他妈便用针线把他的嘴从两边缝起来，只留下一个榛子大的小洞儿——那不是跟茶壶嘴儿差不多吗！
我不喜欢壶嘴儿。
不是因为他的嘴太怪异。其实，除了嘴之外，他的眼睛、鼻子都很漂亮，特别是那两道几乎是竖起来的眉毛，又黑又亮，像戏台上穿着战袍、握着大刀的大将军似的。
在班上，他年龄最大，看上去有十四五岁吧。个子也最高，又黑又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在山里长大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他腰间都煞着一条又厚又宽的牛皮带，皮带上的铜环又大又沉，亮闪闪的。
那时我七岁，觉得他又威武，又霸气。
他真的很霸气。
那时，我们临帖写大字，用的是糊窗户的高丽纸。高丽纸柔韧，有淡淡的亮光，写上墨笔字后，黑是黑，白是白，别管字写得好赖，看着挺舒服的。
壶嘴儿独出心裁，他先用墨汁儿把洁白的高丽。纸染黑，在窗台上晾干，然后在一只小碟子里用凉水泡开一块白粉子，浓浓的。他就用毛笔蘸着白粉子在涂黑了的高丽纸上写字。他很得意，鼻子眼睛都在笑，惟独那茶壶嘴儿似的小洞儿，却做不出笑模样。他自己觉得好，愿意脱了裤子放屁，于修士又不禁止他，他尽管这样写好了，与我们无关。也许，将来他会成为书法家呢！
可气的是，他居然干涉起我们来了。
有一天，于修士去城关外前唐屯看望一位患病的教友，临走前布置我们每人写五篇大字。于修士一走，壶嘴儿便窜到讲台前。
“你们想把字写得像古人写的一样好看吗？”
那还用说！
“古人写的字都刻在石碑上，把它拓下来以后，字是白的，地儿是黑的。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我的字为什么那么好看！”
同学们有的大笑，有的起哄。
“吹牛不花钱哪！”有人问他，“谁说你的字好看？叶大中的字比你的好得多。”
同学们笑得更起劲了。
壶嘴儿一点儿不知道难为情，挺沉着地用板擦敲敲讲桌，笑眯眯的，让大家安静。
“我舅舅说了，让我今天看着你们。不听话的，先罚站；再不听话的，打手心儿！”
于修士从来没打过我们的手心儿，今天壶嘴儿掌权，那就说不准了。
那天，我们的字，都“像古人写的一样好看”了。可是回家都挨了一顿臭骂——墨汁儿和大白不仅沾在手上、脸上，连衣服和鞋袜上也没能幸免！
教室外边有棵大桑树，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高最大的桑树了。夏天到了，树上结满了桑葚儿，从教室的大玻璃窗望去，一片片紫，一片片红，大桑树就像开了花一样，桑葚儿又甜又香的气味隔着玻璃就飘进来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像出圈的羊似的，冲到院子里，找根短棒，找块木板儿，甚至脱下一只鞋——向桑树上用力掷去，然后就哄叫着，挤上去捡掉到地上的桑葚儿。紫的真甜，红的有点儿酸，又酸又甜。
我们正吃得高兴，壶嘴儿慢慢悠悠走过来，一直走到大桑树下，脱掉鞋子，两手扳住树干。只见他一只脚向树干上一登，身子就轻巧地离开地面，然后手足并用，眨眼间就爬到树上。他并不禁止我们向树上掷短棒或木板儿，只低着头，警告我们：“别砸着我！”我们深知这警告的分量，都仰着头，望着他站在树权上，一只手摘着桑葚儿，不断地往那张我们几乎看不见的小嘴里送。唉，那一定都是又大又紫——紫得发黑的桑葚儿！
他吃够了，有时会大叫一声：“接着！”便用手或脚摇撼着枝杈。他真有劲儿！枝杈就像被暴风袭击似的抖个不停，大大小小的桑葚儿，雨点般哗啦啦掉下来，把地面都铺满了。我们惊喜地叫着，笑着，撅着屁股边捡边往嘴里塞。等上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们的手是紫的，嘴也是紫的。
别以为壶嘴儿有多好的心肠，才不呢！第二天他就向同学们讨债了。
他要是看见谁在吃炒花生啊、芝麻糖啊、葵花子啊，他的眼神就不对了。他的眼睛本来挺好看的，可一看见吃的，就变了——亮闪闪的，凶巴巴的，能把吃的看化了。只见他两手向桌子上一撑，跃过两把椅子，三跳两跳，就跳到人家面前，一伸手：“给点儿！”
我们东北人都挺大方的，喜欢接待亲戚朋友，管吃管住。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说到英雄豪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每当说书先生说到这儿，把用青玉做的醒木往桌子上一敲的时候，就把这八个字凿进我们心里了。我们是把这八个字当做圣经看待的，“有福同享”，炒花生、芝麻糖、葵花子算什么！可“有福同享”是跟朋友‘我不喜欢壶嘴儿，同学们也不喜欢他，谁都没把他当做朋友。不是朋友，那就另说了。
正当人家犹犹豫豫的时候，壶嘴儿已经不高兴了。
“昨天，我还请你吃桑葚儿呢！”说完，一只黑手已经插进人家的口袋里，把炒花生掏出来了。
他那副吃相真难看！他能把人家的豆包三口两口塞进鼻子下的小洞洞里，几乎是一整个豆包在他口腔里蠕动着，那时，他的腮帮子胀得鼓鼓的，下巴颏儿向前膨胀着，比鼻子还要高。我真为他的小嘴儿担心一会被撑裂呀！
大家讨厌他，可每天中午放学后，我们住在城北的十几个同学还得跟着他。
天主教堂建立在小小的山冈上，山冈下大化河由西北向东南哗哗淌过，在视线所及的范围里，能看见河上有两座桥。南边的是座有青石栏杆的漂亮的石桥，它和教堂一起建造的，那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了。遗憾的是设计师做了错误的估计，他当时以为，人口越来越多的小县城，会向火车站所在的东南方向发展，事实上，后来新建的住房多在县城北部、西北部。于是，商店、旅馆、饭馆、茶馆、学校、澡堂子、理发店、大车店以及逢五的大集，都跟踪而至了，那座青石桥，几乎通向了旷野。住在河对岸的教友们要到教堂来做弥撒，都要绕道才能走上石桥，很不方便。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有一位教友提出建议：在石桥的北边，再造一座桥，当时他就撂下五块大洋。修桥铺路是积德行善，是好事，不管信教的，不信教的，大家都纷纷捐款，一座简陋的小木桥很快就建成了。这座小桥，最便捷地把教堂和县城的中心区连接起来，我们来教堂上学，都要走这座小桥。
河对面，有一座很大的院落，高高的大门楼，高高的灰色围墙，非常气派。在我们这座偏远的北方小县城里，不知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盖了这么一座大房子。两扇黑色大木门总是严丝合缝地关闭着，门前的街道上也看不见停留的行人，我总觉得这座大院子有些神秘，有些恐怖。后来听大人们说，大院子里住的都是日本人，男人们在县城火车站、邮政局或商行里当职员，女人们持家，和县城里的中国人没有交往，所以大家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自从鬼子兵进驻县城之后，情况就变了。那两扇大门敞开了，我们不仅看见了穿着和服的妇女踩着呱哒呱哒的木屐从大院里走出来，拎着花布手提袋上街买东西，还不时看见日本军人骑着摩托车来大院里做客，喝得醉醺醺的。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大院里还藏着十多个与我们年纪相仿的男孩子，现在他们也叽叽嘎嘎地跑到河边，捉鱼，捉小螃蟹，还在沙滩上摔跤，踢小皮球，一个个像放出笼子的小鸟。
慢慢的，他们开始讨厌了。
中午放学，我们走上小木桥时，他们会停止玩耍，挤在一起望着我们，叽叽喳喳地喊着什么。他们说的是日本话，我们听不懂。不过听那语气，看他们脸上的神情，以及打出的手势，显然不是友好的表示。我们也卷起舌头，叽里咕噜地乱喊一气——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好玩儿罢了。有一次，他们之中一个个子最高的孩子，竟然从沙滩上拾起一块石子，向我们掷过来。他掷得不准，石子距我们很远落在河里了。
面对这样的挑衅，要是在过去，我们一定反击。可在这战乱的年月里，爹妈总是嘱咐我们在外面不要打架斗殴，别给家里招事，我们已经收敛多了。再说，眼前又是些日本孩子，我们不愿意理睬他们。反正也没打中，只当没看见就是了。
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了。
有一天，中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十几个小鬼子居然跑到小木桥上，把小木桥占领了。
小木桥大约长三十米，桥身很窄，仅能容两个人并行，而且两边没有栏杆。过桥时，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桥下的水虽然不太深，这一段河床却向下倾斜，水流很急。若是在这座桥上打架，最后只能在水中分胜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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