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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之烛
大约是九一一之后一个月的某天晚上，我和亲密战友史酷比专门去买了些蜡烛，走到操场上，每人点燃了一支。
记得当时有一点微风，我们不得不用一只手小心的呵护着那点淡淡的烛火，不敢让它熄灭。路过的人会放慢脚步，打量我们一眼，但是没有人问我们在干什么，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是信仰佛教的，从来也不曾，甚至有一点排斥任何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可是那一天晚上，这种非常有宗教色彩的悼念仪式似乎不再影响我的选择，我们只是静静的看着火苗的燃烧，十几分钟什么都没说，心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一个念头：生命就像这烛光。
当蜡烛烧到只剩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吹熄了它，把那点蜡烛头放在衣柜顶上，相约从前线回来之后再把剩下的燃尽。
《洗脑》PART1 九一一祭（4）
当然我最终没能上前线，而是退役来到中国，史酷比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他是否参与了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否被派去伊拉克前线？是否还记得那支没有燃尽的蜡烛？我都不知道。只有默默地祝福他，和其他我的战友们了。
如果总统在事发当初决定立刻派一支地面部队的话，第八十二空降师由其快速反应，作战勇猛的训练状况决定，肯定会是派兵首选。后来时间慢慢延误下来，快速反应已经不是前提条件，总统终于选择一向以在严寒山地地理条件下训练的第十山地师出兵阿富汗，他们驻扎在寒冷的纽约上州鼓堡，处理类似阿富汗一类的地理情况比我们更有经验。
假如不是这样，我说不定到现在还在穿军装，同战友们在阿富汗的山洞中钻进钻出。
2001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正式离开了军队，之后就同以前的战友们鲜少联系，只是偶尔在新闻中了解到一点点八十二师的近况。
2002年2月份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北京，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同时被派去阿富汗接替第十山地师的工作，并且在2002年5月间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缴武器弹药的军事行动。
在时代周刊中看到他们的照片，看着那些熟悉的装备，那左肩上熟悉的八十二师标记和右肩上的国旗标记，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不知道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只能遥远的祝福吧。
两年半以后的事
2004年四月的时候，我回纽约生活了一个月。
有一天跟宝海出去吃饭，席间谈到我这本即将交稿的书，非常之兴奋，充满期待。我告诉他这本书中将讲到我在美国陆军的生活，以及在中国新东方教书的经历。
谈到九一一，宝海回忆起几乎是三年前的，他自己的经历：“那天我正好在下城有课，一大早就从布鲁克林的八大道坐地铁，赶去曼哈顿上课。在车里就听说世贸中心出事了，也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我以为就像1993年那次，又被定时炸弹给炸了。”
“等我出了地铁站，钻出地面，只看见漫天的灰尘，四周都已经*。行人身上都是厚厚的灰尘和血迹。我心说，坏了，看来这次事情不小，估计交通管制得非常厉害，我上学可千万别迟到啊。”
听到这里我想笑，又笑不出来。确实挺滑稽的，两个楼倒下来，死了几千人，而离它近在咫尺的宝海最关心的是，千万上学别迟到？！
宝海接着回忆：“我就问路边实施交通管制的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说话，往双子楼那面一指。我回头一看，怎么看怎么不对，却一时想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对，只是觉得怪怪的。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怎么只剩一个楼在那里了？另外那个呢？”
宝海当时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想到这两个楼也有倒下的时候，即使亲眼看到这个结果，也会怀疑是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
“然后我就满脑空白地站在几条街外，跟大家一起看剩下的那个楼燃烧，心里清楚这个楼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过了没多久，眼看着它像块豆腐似的一节节摔得粉碎，灰尘被爆炸产生的狂风吹着，一眨眼就漫过几条街，我们立刻就被灰尘包围起来，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都转身开始狂跑，后背上感觉像被支努克直升飞机掀起的狂风吹着，飘着往前跑，好多人站不住都摔倒，爬起来接着跑，逃命一样。”
宝海想了想，接着说：“我只记得跑出了十几条街，但怎么跑完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漫天的灰尘，喘口气非常困难，嘴里全都是沙子。”
“你也算死里逃生啊。”
“那倒不至于，没那么危险，只是吓够戗，”宝海接着说：“比看电影真实多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2001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天的经历。”
“谁说是星期一？那天是星期二，”宝海立刻纠正我：“我那天应该上物理课，这我不可能记错。”
“我也不可能记错，肯定是星期一，我们毕竟是军人，时间观念最重要，何况我还战备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两个非常偶然地为那天星期几争论起来，谁都没办法说服对方，又谁都坚信自己的记忆是最正确的，这就有必要立刻找到标准答案。宝海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看谁正在家使用电脑，或者谁的手机里面有万年历。
一直找了起码四五个人，终于找到一位正坐在电脑旁，他在电话里面给了我们标准答案：九一一那天星期二。
我愣住了，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到底错在哪里。直到那天晚上回家，打开自己的电脑，电脑中的万年历再次验证我一直都记错了。
怎么会这样？九一一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那么多毕生难以磨灭的印像，几乎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活生生的在脑海中回放，我对所有的细节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肯定，甚至在写到这段经历时，我都根本没有想过需要去查看任何辅助资料。
写到这段经历时，我没有一丝怀疑，没有哪怕一秒钟的不确定，更不会感觉需要去查一下万年历，看看那天星期几。然后就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直都记错了一天。
我翻看着早就已经完成，即将交给编辑的文稿，无论如何不知道应该怎样改正这个记忆中的错误。书还没有出版，除了宝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记错一天，只要随便改动几十个字，它就可以显得天衣无缝。
《洗脑》PART1 九一一祭（5）
可是我不能改。这里记录的是我真实的回忆，从九一一当天一直到现在三年的时间，期间为了写这本书又无数次的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经历。这段回忆对我而言是如此的真实，即使我的回忆中有整整一天的错误。
说不定在我讲到其他故事时，有更多记忆上的错误。谁会在乎呢？我又不代表历史，只不过在同读者分享一些很私人的回忆，一些不尽事实，但铁定真实的回忆。
将错就错吧。
《洗脑》PART2 娶个新东方阿姨回家（1）
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
MIAO就是在做着这样“口耳相传”的工作，她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教英语，美国口语。
最早听说“新东方”，是在美国上网聊天的时候。那时候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一样：全国各地考到北京；然后去念新东方；然后出国；然后找工作；然后解决身份问题；然后上网聊天。
他们会专门凑在一起回忆当年在“新东方”上课的情景，谁教的，教室在哪里，同班有多少人，等等等等，非常详细，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
MIAO刚回中国那阵子，我孤枕难眠，上网比较勤。有一天刚在网上看了一大堆关于“新东方”的回忆，晚上跟MIAO的越洋电话里就听她特兴奋地告诉我：“我今天去找工作啦，在新东方，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听说过，你去干吗？教英语？”
“对呀，今天面试了，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有点帮她紧张：“你考过托福吗？就敢教，别误人子弟。”
“不是教托福，是教口语，教人说话，美国话，我强项，我就特别会说话。”
“那就好，”我有点惊讶：“噢，中国学生现在都开始张嘴说话了？真不容易。”
难怪我惊讶，实在是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从来就没要求过学生要张嘴，虽然我小时候也被初中的英语课本折磨过，也看着满纸的口腔切面效果图练习过往哪儿摆舌头，可是说出来的英语都是只有老师能听懂，万一老师不对着课文听的话，估计就只有我自己知道说的是什么了。
学习一种语言而又不去用它，只是把应付考试当成学习的唯一目标，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悲哀的。
我不由得为MIAO感到一点骄傲，第一，她在进行着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的工作；第二，虽然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不大喜欢我，但我将最终自己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回中国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趾高气扬地跟MIAO去上课了。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二百来号人，听他们在MIAO的指导下一点一点的把以前学到的书本上的英语从嘴里说出来，心里是一种非常安详，并且神圣的感觉。
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节放假之后第一天上课，好像是大年初三，外面很冷，教室里很热，有些外地学生显然是刚下火车，还没找好住的地方，提着行李，直接就来上课了，教室里肩并肩地挤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摆满了小马扎，很多学生就蜷缩在马扎上面，没有桌子，垫在腿上，聚精会神地记着笔记。
我觉得我想哭。这都是什么学生啊，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动力，大年初二离开家，万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遭这份罪，难道整个中国都再找不出一种稍微舒适一点，又能达到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