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释「任脉」。滑伯仁日：「任之为言妊也。行腹部中行，为妇人生养之本。」又言「人身之有任督，犹天地之有子午也……分之于以见阴阳之不杂。合之于以见浑沦之无间，一而二，二而一也。」（见《十四经发挥》）余补充此意：任者，任重而道远之意也。人在爬行时，任脉在下，担负全身，故名之日「任」。
释「会阴」。任脉属阴，与冲脉惧起胞中，而任脉居于腹部之中。任脉两旁为足少阴经。冲脉循足少阴经上行。任冲肾俱属阴脉。故日任脉总摄全身之阴，而名其首穴为「会阴」，犹云诸阴经之总会也。
释「关元」。唐容川谓本穴为「元阴、元阳交关之所，即先天之气海」也。为养生吐纳吸气凝神之处，即老予所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古「玄、元」通用，颠倒读之，即为「玄关」，古人多于此等名词守秘。故，故意颠倒其词，隐「玄关」而称「关元」。后之学者体会「元」字之义，想其为用当在「干元、坤元」也。研讨本穴，可与「命门、气海，白环」等穴汇参之。
释「紫宫」。洛书；「离为九紫」。在人身属心，紫为阳极之色，物极则反，而现胜已者之化。故紫较赤为黯，黯近于黑，黑属水，水克火，故日胜己。宫为尊长之居（心为君主之官），故日「紫宫」，穴在「华盖」穴之下。《黄庭经》华盖注；「华盖之下多清凉……引动肾气，上布『紫宫』。盖以其两旁为肾水之经也。」看来人身阴阳，天生相济，十四经穴，同此一义。针灸推捏，亦即助使相济耳。余白愧才乏，此志不逮。谨将穴名，草创初解，提出数个，请同道哂瞥，权作谈心笑具耳。其中师心白是不治实际之处，诸希高明删正之。
余又常窃默，我年八旬尚能走中医道路，不禁自笑，喜顽躯尚健，未知老之已至矣。又常有所忧，虑老不知途，恐累友朋提拽也。只好尽我寸心，竭我绵力。
偶忆两事，附记如下：
（一）余在学医时，蒋鹤青先生自峨嵋还，叹说蜀道之难，外人行之，无时不戒慎恐惧也。吕师日：行医道之难，甚于行蜀道。戒慎恐惧之外，并当代病家忧患。二人大笑。余鲰4惕然有感，以为将来置身忧患恐惧中也。富贵玩乐，与我绝缘矣。五十年来头脑中多是病人苦况，眼中手中俱是书本子、笔杆子。人以为自苦乃尔，自以为责无旁贷也。古诗有云：「其人或有相思病，笺时偏少默时多。」可谓为我写照。大约同道前辈同学同志有甚于我者。
（二）亡友王哲言：其师高学良（辽宁人）往诊归来，额棱肿破。弟子问之，日碰电线杆子上。生日；师老矣，行路要小心，再出门须人侍从。师日；心不在焉，视而不见也。问师又想何书？日为重病谋治法耳口问何病？日血崩。用何药？日四两红花。当时忙为敷药，不即下问。迄今多年未解此义。虽有通因通用之法，何至红花四两之多？余日或此药另【有制法也。王急日；勿多言，你我演「火攻计」。一试所猜同否？因背坐各写所拟。余在凝思，王目我得之矣。余仅写出「童便炒」三字，转身见王写「用童便炒黑，研细分多次服」十一字。王日：多年疑团，一旦而解，启余者商也，值得痛饮。余臼未知令先师同此意否？王日靡错。待将来问之地下也，同大笑。饭后出门，王又戏日：小心电线杆子。余日，我还不到程度。叉复大笑。此事微不足道，犹中医路上一段美景也。今日思及，尚觉高兴。笔下有感，顺写七言两旬；「同是中医路上人，谈心何必曾相识。」摹古人意也。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探索肿瘤的治疗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钱伯文
【作者简介】钱伯文（1917～），江苏无锡人。有四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曾任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对于肿瘤的治疗，主张从调整整体着手，充分发挥正气的抗癌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总结了肿瘤妁辨证施治规律，用于临床行之有效。主要论著有《研究祖国医学，探索治癌规律》、《肿瘤的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钱伯文医案》等，其中《肿瘤的辨证施治》一书尤受欢迎。
我家世居无锡北门外，父亲务农兼营小船运输，一家人省吃俭用坚持让我念完了中学。
我在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伤寒，开始只当是伤风感冒没在意。后来高烧不退，神识嚎陇，母亲只有祈求菩萨。直等父亲回家，才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吃了两个多月的汤药，病始康复。这使我树立了学习医学的决心，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踏上了学医的征途。
求学和行医
新中国医学院的院址在王家沙一幢大楼里，设备和条件都非常简陋，学生也不太多，但是师生间情况比较了解。老师一面教理论，一面带临床实习，集体上课，分别带教，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紧，学生接触临床的时间较长，积累的病种也就多了。因为每位老师都有一个诊所，我们可以从专长不同的老师那里，学习到各种不同流派的学术经验。在临床实习时，我有意跟从了三位不同风格的老师：朱南山（后因年迈力衰，改由其子鹤皋带教）、徐小圃以及章次公。
朱南山老师（1872～1938年），是新中国医学院的创建人。善用伤寒方治病，而且运用得精确，晚年以擅长妇科著称，在治疗上是从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着手的，注重于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我在他老人家那里学到了如何「师古而化」，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古为夸用」。
徐小圃老师（1887～1961年），是上海著名的儿科老中医。他在治病中注重阳气对人体的意义，认为小儿肉脆、血少、气弱，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世俗所谓「纯阳之体」。他推崇「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须处处顾及阳气。他在治疗上偏重于用温阳药，其中尤其附子经常应用，量也比较大，一般都在9克以上。通过向徐老师学习，使我体会到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此后我在治疗中也很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重视运用扶正祛邪的法则以及注重调整脾肾功能。这些，都是在那时候得到了启发。
章次公老师（1903～1959年），是新中国医学院教师，解放后去北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他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我经常到他的诊所去实习，他诊全收得很低，来就诊的以劳苦大众为多，且多重症，经他治疗往往效果较好。这主要由于他学识渊博，并能参台现代医学的理论。他侣导「双重诊断，一种治疗」的诊治方法，在他写的脉案上，常可见「……此神经衰弱之失眠，用药强壮神经之功能。」或「平素有习惯性便秘……肠之蠕动陷于麻痹状态，予千金温脾饮」等等，可见他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先行者。他用药简练，主次分明，击中要害，尤其无门户之见，不论经方、时方，甚至疗效较好的单方都能应用。他常说：「各家学说，互有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而须取长补短。」这实是经验之谈。他还善于应用虫类药，这对我以后治疗肿瘤时运用虫类药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四年的学习之后，我正式开始行医。当时在一家药店里坐堂，起先业务并不好。我在空余时间，利用药店的有利条件，对中药进行实物考察，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昧以及研究加工炮制，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对对号，这对于治病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渐渐地忙起来了。那时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定数量是肝硬化腹水，按臌胀给予治疗。由于都是长期患病，所以体质较差，用逐水药受不了，用补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在解放前的岁月里，我在学术上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只有迎来了解放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我的学术水平才有了真正的提高。
研究肿瘤的决心
一九五八年，领导上派我参加全国第一次肿瘤会议，听了首长和到会代表的发言，深感攻克肿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感到重任在肩，义不容辞。于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我院附属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那时前来诊治的病人很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专程来上海的。在与这些病员的广泛接触中，我不仅体验到肿瘤患者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人生癌肿，往往一家人都得不到安宁的悲痛情景。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怎能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肿瘤患者，剧烈头痛，呕吐频繁，瞳孔不对等（左侧大于右侧），舌尖歪斜，经神经科检查，确诊为脑干病变（脑干肿瘤）。这个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是个难题，手术及放疗均有危险。怎么办呢？难道能看着病人被活活地折磨死吗？当然不能。我连夜查阅了有关资料，细致地分析了患者的病情，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呕吐渐渐停止，头痛也明显好转，这样接连治疗两年多，患者已恢复了工作。这一瘸侧，使我增加了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信心。
由于肿瘤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且至今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成千上万的病员在期待着我们能够早日探索出一个防治肿瘤的规律。
祖国医学对于肿瘤的防治已有悠久的历史，并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和描述，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内经》中所述的「肠覃」、「石瘕」以及《难经》中的「积聚」，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症疲」、「石痈」等等，有些就是属于胃肠、子宫、肝、肤等肿瘤。宋代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持》中，就使用了「瘟」字，并对癌作了朴素的描述。还有汉、唐医学家所论述的「噎膈」、「反胃」，很像现代的食道瘟和胃癌｝「茧唇」和「舌菌」则很像现代所说的「唇癌」和「舌癌」。由此可见，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