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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那种开裆裤式的“无私”人格。
在比较“现代化”的国外华人社会中，情形自然没有像“文革”以后的中国
大陆那般糟糕，然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当完整地在发挥作用。例
如，只要“有一口饭吃”，即使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甚至受外国人统治，都无
所谓——这是“口腔化”的人格之表现。至于“肛门化”的倾向，则表现为只搞
“自己人”这个圈子的各“圈”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对待自己“圈”外的世界，
与对待压在顶上的政府一般，都是一副不理会的态度。因此，就导致了对政治的
冷感，以及社会行动的相对不发达。的确，中国式的社会只可能是“一盘散沙”
的状态，很少能够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自己争取民主权利，或者为自己的
民族争取“人格平等”。事实上，像香港这样的社会，基本上仍然如是。虽然，
在60年代以后，不排队以及对陌生人粗暴的习惯已经少见，但是，随地丢垃圾，
晾衣服将水滴在路人头上，将汽水瓶从楼上丢在别人头上，仍时有所见——像这
样的社会，内在凝聚性自然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至于东南亚的中国人，也是只
要“有一口饭吃”，就从不过问当地的政治，自己人内部也仍然要照籍贯搞更小
的“自己人”圈子，因此仍然是一盘散沙的状态，结果待排华运动一旦发动起来
，就被逐个地收拾。然而，在搞“个人主义”的美国，在越战期间，却出现一百
万人在首都游行反对本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情形——这个现象是认为西方人“自私
”的中国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的确，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之物。
对“身体化”存在的中国人来说，哀确实莫大于“心”死。的确，中国人的团结
振作．似乎总少不了“心”的因素。因此，在国难时期，在国势上升时期，中国
人似乎又总会暂时地超越“身体化”的存在，而出现“万众一心”的局面。然而
，中国人的这种“人心”表现，顶多导致“爱国主义”与“统一运动”，而不能
导致“个人”权利的确立。
中国人的人情味
中国式的烹调术是用“合二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至于中国人的“人
情味”也是用同样原理产生的，亦即是使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国
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亦即是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
何一“人”。
2005…5…22 21：53：37
yuweiy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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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就是心意的感通。唯有这种“感通”才能克服分离人与我之界
限，造成一个包容人与我的感情磁力场。因此，中国人的“个体”并没有清晰明
朗的“自我”疆界。 事实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
划清人与我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的。因此，如果双方一
起出去吃饭，就会由衷地或仪式性地争着付款结账；如果双方一起乘车，就会由
一方先付全部的车资，下一次再由对方替两人付出车资；如果一方托了另一方代
购东西，想清还时，另一方也必须仪式性地表示：“算了！”
的确，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朋友之间划分清楚的界线（与不认识的
人，又当别论——详前）。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是“很难看”，而且是“小气
”、“自私”、“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相形之下，西方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士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比较淡薄
得多。家属成员在下一代成长以后，或各自独立之后，叶以多年不见面。如果他
们之间感情特别好，则又当别论，但是这是由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于一种
未生下来之前已被固定了的承担义务。换而言之，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出身的
家庭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而凭本身的喜恶去重组自己的人际关系。不过，文化中
既然缺乏强制性的感情设计，“人情味”就不可避免地淡薄得多。
笔者在居美多年以后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朋友之间，也是将
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在人情开始的时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
方不愉快之事，干扰对方的神经。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是“大小人后君子”，
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
反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则是尽量替对方的需要着想（姑勿论是真心的抑或
为了是“做人”）。既然双方都不喜斤斤计较，因此彼此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人我界线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别人的脚趾
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
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终”。
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
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依赖。因此，中国人有“在家靠父
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
相反的。后者强调的毋宁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
这当然并不意味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去中国人来罕见得多
，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恩惠者自己作主，而不是一种身不由己的
、反射性的、不经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往
是作为自己对入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因为，一来，他们很忙
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地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来，自己过分地去照
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控制
别人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为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
则尽量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三，非到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人求助为
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恩惠吗
？”（Can I ask you a small favor？）或者：“你能腾出几分钟吗？” （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并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
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外”。的确，当笔者
在大陆时，受熟人帮助后加以道谢，就受到“见外”的责备。他们认为：这样才
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
氛。
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得开。有些中国人到
了美国，以为主动地替别人办事，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
，过分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认为这样不
近人情的行为一定背后藏有动机，例如用“人情债”来将自己绑住之类。因此，
为了避免失去对自身行动的决策权，一般美国人多半会躲避这样的“好意”。偶
尔，在某些情形中，也会出现接受了“好意”而没有“礼尚往来”的例子。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味．在国内比在海外的华人中还要显著。大陆实行的“社
会主义”，正是躲避了冷冰冰的现代法权关系，尽量保持传统人情味的制度。
的确，大陆人士熟人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有过于港台的中国人。
不少大陆的人仍然保持“鉴貌辨色”的古风。例如，有时候我只是闲谈中说起自
己需要的东西，是漫不经意地提到的，事后就忘记了，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对方却
竟然已替我办妥。的确，中国人对陌生人虽然很粗暴，但是在需要“做人”的时
刻却是“仁至义尽”的。有些时候，我拿了介绍信去另一个城市办事川文介绍信
的人即使帮不上忙，也在大热天跑老远路来到宾馆中找我，而不要我本人出动。
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但是在公共汽车
上碰到时却抢着替我购票。我在大陆时．偶尔也会与同一幢留学生楼内住的美国
友人外出，有一次在上车后我立不稳，一时找不出钱买票，他却自顾自地只为自
己买了一张票。因此．两者的态度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将成人当儿童
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确
实，在传统教育下，当儿童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要他们读圣贤之书。这些书，当
然只有到了成年才能理解的，因此就要求儿童先去死背下来再说。然而，当一个
人长大了以后，却又将他（她）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地处处去看管着他
（她），连婚姻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基本上仍然将他（她）当作是不能自主
的儿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颠倒错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儿童
的心灵还很脆嫩的时候，就给其灌输“阶级仇恨在心里长了根”或者是盲目拥护
一类东西。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又从多方面的安排，强烈地暗示他（她）是
一个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基本上将其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因
此连谈恋爱也诸多阻难。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