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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令狐冲终于得到武功的最高境界。
无怪乎获得最高内力的人，几乎全是愚拙之人，甚至文盲。《射雕英雄传》
之郭靖，《侠客行》之石破天，《连城诀》之狄云，等等。
因此，武功的层层提高，是从剑术，到修养获得内力，到读书得到文功，最
后是跳出功利的器道观，“散去武功”的无功之功，是“无为”而得到的“无不
为”。
《倚天屠龙记》剑上铭言“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书中人物对此理解不同，
金学家也各有一说。我的理解是，倚天之剑，不用，是最超越的使用。正如《射
雕英雄传》全真派开创者王重阳，宁愿把武学经典束之高阁，不练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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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无法避免道德价值问题。中国俗文学的一贯传统，是道德架构非常严格
，局部性细节生动有趣。因此，传统武侠小说，必须以正克邪善胜恶为主要线索
。结局时，一切都报。
金庸小说，善恶的处理，却不循此格局。经常是满江湖鬼魅魍魉无一个好人
。《雪山飞狐》四个侠士的后代，累结互杀之仇，全是抢宝盗贼；《天龙八部》
四大恶人公然追求遗臭万年；《连城诀》的狄云遇到的坏人，一个比一个穷凶极
恶，杀戮无所顾忌，最后面对群凶乱斗，主人公只好长叹而去。
正邪之分，更不存在。《倚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中，都有魔教，或邪
教。（注7）“中原正派”称为正宗。魔教内部抢夺教主地位，政变迭起，阴谋互杀
；但是正宗的武林五岳，为抢夺盟主地位，打杀更加惨烈。
中国人没有至高神性的概念，各种人格神，来自英雄崇拜祖先崇拜，因此“
功德”高的人物，容易产生自我神化的错觉，部下竞相以谀词求宠，更加强错觉
。金庸小说中有许多此种自大成狂的人物。《侠客行》的白自在，觉得“上下五
千年，没一个及得上我”；《天龙八部》星宿派祖师丁春秋的门徒，借尊师为名
，以互比谀辞为能事。《鹿鼎记》神龙教主洪安通，在荒唐的崇拜仪式中，飘飘
然自命神仙；《笑傲江湖》左冷禅之辈，以抢夺霸权为策划几十年的毕生事业。
在此类人物之下，“忠义”无从谈起。一旦旧主术败被杀，改朝换代，部下
一样阿谀成风。
忠于民族国家，应是大义所在。爱国主义是最起码道德。但是金庸小说质疑
这个“绝对标准”。《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立志“驱除鞑虏”蒙古人，却
爱上蒙古公主赵敏，不理所有江湖豪杰不能娶“异族妖女”的警告；《鹿鼎记》
中的韦小宝，尽在帮康熙消灭反清势力。中国人的观念是，一个朝代立足时间够
长，就获得正统。后于康熙的乾隆，却在《书剑恩仇录》中成为陈家洛“反满抗
清”的对象。正统真是难说的事。
中国的伦理，常被解释为家庭中心，孝道本位。可是金庸小说中的武侠乱斗
，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杀人提供道义。《笑傲江湖》中的林
平之为父复仇，修炼“辟邪剑谱”，变得异常阴毒，杀人无数；《碧血剑》中夏
雪宜为父仇，用过分残忍的方式杀灭仇家；《雪山飞狐》四个家族，百年积仇，
互相无所不用其至；《天龙八部》中游坦之浑浑噩噩，报家仇的初衷却是很清楚
。
慈心母爱，是最绝对的善，过执后一样可怕。《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因
失去儿子，竟然每天要杀一个小孩泄愤。
当然既为武侠小说，就当打打杀杀。但是既为侠客，打杀也要说出一个道义
，金庸小说让我们看到，任何无节制的杀人，都能说出一个堂皇的道义。各种人
物以各种理由缠斗不休，让人开始怀疑依道义而行杀戮本身的道义。
金庸小说中唯一绝对正确的道义，不可能批判的道义，善侠的最高标准，是
制武止争。《倚天屠龙记》郭靖冒死恳求铁木真收回屠城之令，丘处机苦谏援兵
止息干戈；《神雕侠侣》的一灯法师，被打吐血而不还手，以功德化解恩怨。
金庸笔下最了不起的英雄是《天龙八部》的肖峰，当慕容博再起宋辽战端，
肖峰作为契丹子弟，却*退辽兵，最后，为赎对本民族“不忠”，自杀以谢罪。制
止大规模战争，比爱国主义更为高尚，是武侠精神的最大超度。
小说的结尾方式永远是一种道德裁判。由此，我们又回到上一节的命题：至
侠非侠——息争之后，武功自废。所以，金庸笔下的大部分英雄人物，终于归隐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去国离乡，隐居海外；《神雕侠侣》杨过与小龙女隐居
于深山中的“活死人墓”；《笑傲江湖》令狐冲去作寻常百姓。上一节说散功是
武功的最高境界，这一节我们发现止争是侠义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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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讨论的两个问题，包含着一个更普遍的寓意：再好的道理道义道术，过
于执着，不仅为自己招祸，而且危害社会。
对武术过执，会走魔入火，为武痴武呆子。《笑傲江湖》中所有练辟邪剑法
者，无一善终；任我行过于专心练“吸星大法”，给东方不败钻了空子推翻，然
后东方不败迷练《葵花宝典》，挥刀自宫，信用佞臣，又被任我行击杀。《倚天
屠龙记》梅超风练《九阴真经》，竟然把“摧敌首脑”解为用手指插入敌手头颅
，而且真的实行此残杀法。此种武功执着，实为杀人成癖。
可能是因为武侠题材，腐儒在金庸小说中并不多。一旦有人引用儒家伦理，
往往是要做实在不讲理之事。《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其师傅小龙女相爱，郭靖要
杀他们，因为违反“礼教大防”。
对佛法过执，为迂僧邪僧糊涂和尚，金庸小说中此种人物很多。在此我说一
下金庸的民族观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大恶人是胡僧：《连城诀》的吐蕃血刀
僧，《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鹿鼎记》中的吐蕃国师桑结，等等。但是，
另一方面，金庸从未赞美“夷夏之辨”之类的狭隘心理。除了反抗侵略是大义所
在（如《书剑恩仇录》），金庸的英雄人物经常是外族人。（注8）那么，如何解释那
么多凶恶胡僧？我想这是因为盛于汉人中的佛教各宗，仪式大都求简，相比之下，
藏传佛教的仪式就铺陈繁复，看起来类似执着。所以《天龙八部》中的吐蕃圣僧
鸠摩智，大智大慧的佛学大师，以精通佛典名于世，一旦修成武功，却横蛮无理
，一意孤行，想称霸天下。金庸写的是胡僧，实际上说的是走魔入火的邪僧。
反过来，金庸笔下令人喜爱的和尚，常是不守清规。《天龙八部》三雄之一
虚竹，无法抵御诱惑：“被骗”吃酒肉，“被诱”与女人睡觉。他只是心地纯厚
，相处随意，因此虽然长相不佳，却深得女人喜爱，既成为武林高手，又成为天
下神医；《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和尚，武功高强，爱助人度人，同时不拘行迹
，好美食。很多论者指出是以民间传说中的济公和尚为蓝本。
恶侠的一大特征是执着，而适度，守中，是最后尺度，守此也能福泽天下。
一个最好的寓言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修习“乾坤大挪移”的故事
。练头六层时无阻滞，第七层有十九句未练成。张本是一个适可而至的人，索性
跳过，见好就收，却恰好成就了他。原来那十九句正好是祖师想错写错。全盘照
练，就会全身瘫痪，甚至自绝经脉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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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面三章的讨论，或许可以说，金庸小说寓言了中国人思想的三条“背
景共识”：以不为为成就至境，以容忍为道德善择，以适度为思想标准。
以不为为至境，因此取得任何成就的最佳途径，是不存机心，不切切于功利
。
以容忍为善择，因此任何道德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只有礼让息争是永远的善
。
以适度为标准，因此任何思想不宜执着过分，唯有圆融守中，才不会堕入恶
行。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课题——寻找中国人的民族共识。以上三条，或可当之
。其他的中国民族道德——如忠孝节义，仁义理智信；其他的中国民族性格，如
勤劳苦干，节俭自力；甚至中国人的民族实践，如每过一段时间要均贫富，例如
以仁政代暴政，例如几乎从来不打宗教战争——都可以看成这些底蕴的推演，而
且，理想上，应当以这些底线为判断尺度。金庸小说中，得到读者同情的人物，
多少具有以上品质；而令读者难以认同的人物，都是明确违背这几条共识。
进一步说，任何思想或宗教，要在中国人中站住脚，看来都要以此共识改造
，淡化不尽对应的部分：儒家的中庸克己，道家的清虚修持，佛教的积德度众，
禅宗的活参无碍，民间宗教的泛神和适，都是如此。
这不是说中国人有此品格，从而高人一等，世界之最。李泽厚就认为“不执
着”是中国人的大缺点。（注9）一些中国人的“丑陋性”，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些
弱点，也是从这几条共识发展出来的。
例如，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浮士德精神”，不能以追求真理本身作为人
生目的，只作为工具。在求知上过于实用，障碍科学思想的发展。的确，浮士德
如果出现在金庸笔下，也是个武呆子。但是中国人拒绝泛科学主义，不能说完全
没有任何好处。
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本性非宗教，受限于工具理性，不追求人生或宇宙的根本
至理与本体性，难以从有限中体验无限性。因此文明古老却神格不立，不仅无法
建立一种教义，反而民间神越弄越散，思想家则把超越的要求越降越低，不是“
良知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