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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经并且正运胃经、小肠经、大肠经。“崔氏八味丸”、“六味地黄丸”是补助左右下焦之药。
贫道认为：凡是能充实和镇摄下焦阴经的方药，都有助于十二经脉的负运之功；凡是能补充和升举上焦阴经的方药，皆有助于十二经脉的正运之力。
中医名方甚多，还有左、右阴阳兼调之方，寒温互用之方，升降相济之方，表里并治之方，攻补兼施等等众多方药，难以尽述。
所以，研究中医必须测验出各名方在人体的阴、阳经内所起到的正、负运动药物作用，以便在临床辨证施治中按理、法、方、药来选用而调治疾病。
治疗疾病，应根据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证状，并结合阳、阳脉象的太过与不及以确定虚实而恰当地选方用药。在处方用药时，必须将药品配伍得能够纠正患者体内明、阳盛衰的偏差，才是调整阴阳经脉的正确治疗。
凡是由七情、六欲所内伤的疾患，均要按这种调平阴阳的原则处治。属于六淫所伤的外感之病，在治疗上应以驱邪为主；如果病人的正气亏损，亦当结合阴、阳脉象的虚实和辨别邪、正的盛、衰而给予合理的选方择药。
本书前面二十三章所举出的“六个病例”，是贫道研究十二经脉之“正负机理”的认识，此可作为用中药治疗疾病的又一途径。“六个病例”乃是一般的疾病，所用的治疗药方，都是大众皆知的常见方药，因所采用的方药能与患者的病机契合，故皆能治愈。
为何有的病人请某医生医治而没有治愈，而请另外的医生治疗却医治好了呢？这治好病人的医生并非是采用了什么世间稀有的药物——还是采用平常的药物——只不过是其药方的配伍及所施用的药量，正好与患者的病机相投而已。
故在临床辨证施治中，根据患者的脉证，如与古代名方的脉、症符合，当遵古方施用，若见脉、症另有差别，可以增、减药物，或自出心裁而立出对症治疗药方。
但立方的原则：或遵仲景医圣的“六经”模式立方；或按温病的“三焦”立法。故上、中、下三焦与阴、阳六经、作为自立方药的规矩绳墨，历来一切治疗疾病的药方，都是从这“阴阳六经及三焦”的总纲之中化出。
前章转抄的十九个历代中药祖方、以作为调治上、中、下脏腑阴阳正、负运动的代表方剂。因人体之内“十二经脉”的运动、只有左、右、正、负阴阳升降四种类型，故研究用中药治病，要根据阴阳两性的药品、投入人体之后所发挥或升、或降的正、负药物功能，所以要根据阴阳脉象的往来盛衰而对证选方。
《素问·应象大论篇》云：“味厚者为阴、薄为明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这是古圣先哲将一切药物概括为四性。因古圣人们知无形的阴阳道机、故十分了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全属一理。又云：“味厚则泄”如大黄、芒硝、甘遂、芦荟之类；“薄则通”的如当归、川芎、防已、木通之类；“气薄则发泄”如麻黄、羌活、荆介、防风之类；“厚则发热”如干姜、附子、肉桂、吴茱萸之类。古圣们认为：一切药物之中不外乎阴、阳、升、降四性、及酸、甘、苦、辛、咸五味。故药物投入人体之后即在阴、阳十二经脉升降往返的运动中、根据药物组方的正负能量而发挥药物作用。所以择方选药、定要根据“脉口、人迎”的阳盛阳衰或阴盛阳衰的出入升降偏差为纲，并结合浮、沉、迟、数、缓、紧、大、小、滑、涩等脉象、以确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而立出对一症的药方，其药物组成的作用要有益弱抑强的药物转化功能以调和阴阳。
贫道根据以上用中药治病的认识，在70年代作第一次试验。选择了二十种中草药，即桂枝、柴胡、薄荷叶、川芎、附子、干姜、白芍、生地、白术、党参、黄连、黄芩、知母、麦冬、杏仁、法半夏、甘草、茯苓、枳壳、大黄等来调治常见疾病，勿论是寒证、热证、表证、里证、虚证、实证均在这二十种药中选药立方，并能取得百分之二八十的疗效。
贫道在90年代又作第二次试验。并在以上二十种药品的基础上，又选择了三十九种中药：即防风、白芷、荆介、独活、牛膝、木瓜、山药、苍术、连翘、金银花、桔梗、黄芪、芒硝、厚朴、沙参、丹参、黄柏、栀子、泽泻、茵陈、制川乌、防已、玄胡索、乌药、当归、红花、桃仁、蓁艽、威灵仙、石决明、生石膏、五味子、天花粉、蒲公英、石菖蒲、虎杖、贝母、陈皮、香附子等共合为五十九种中药，来医治一切常见疾病，能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疗效。
根据两次用中药试验的结果，贫道深刻地体会到古圣人对药物的“阴、阳、气、味’之理论论述非常重要。故认为只要用“十二经脉”道理作指南，准确的针对患者的病症，配合恰当的组方，充分发挥其药物作用和组方功能就能调治一切常见疾病，取得满意的疗效。
多年来，贫道用中药治病，其配方用药的理性指导、主要根据“脉口、人迎”的升、降、浮、沉盛衰现象来，“立方用药”。但是要注意：“外表有邪之浮脉”不可用收摄与下降治法；“邪结在腑里之沉脉”不用补助与提升治法。其他杂病都可以按照“脉口、人迎”的阴、阳、升、降盛衰给于调治平衡、病必袁去。
现将以上有表、里邪气之“浮、沉脉象”的辩证治疗经验介绍如下：
却说浮沉经验语，全凭脉口论浮沉。
脉浮有邪当解表，浮脉无邪培下元。
脉沉腑结应通利，沉脉滑泄补中下。
贫道根据多年实验结果、证明识方用药不在于多，而在于随机应变运用处方。经云：“无阻则阳无以化，无阳则阴无以生。”所以医者在治病处方上，定要注重左、右、阴、阳相互转化机理，所施用的方药若能观照到“阴阳四方”，即是比较周全的处方。
假如有四个病人其病症各不相同：第一个胸闷咳嗽痰多；第二个两侧头痛、心胸不安、愠愠欲吐；第三个咽喉发炎疼痛；第四个情志郁闷、头昏嗜卧、胸隔痞满。但四个病人的阴、阳脉象大致相同，其左右“脉口”都是关尺两部脉显而寸部少脉，左右“人迎”都是寸部盛于尺部。其脉波的宽度比脉口阴脉稍大。这就证明阴阳脉波的升降运动、反运比较有余、而正运却不足。按这种脉同而症状不同的病人来拟定治疗处方如下：
治第一个胸闷咳嗽痰多病人的处方，用柴胡、当归以助左侧阴经的正运功能，用桔梗、甘草、苏叶以助右侧阴经的正运功能。用茯苓、陈皮、生姜、法半夏、前胡、枳壳为反佐、从阳经降逆化痰以助阳经的正运下达功能，共同起着协调阴阳、止嗽化痰、宽胸的作用。
治第二个两侧头痛、心胸不安、愠愠欲吐病人的处方，用柴胡、川芎、以助左侧阴经的正运功能兼治头痛，用白术、防风、白芷以助右侧阴经的正运功能兼治头痛，用法半夏、生姜、黄芩为反佐、从阳经降逆、以助阳经正运下达功能，共同起着协调阴阳、止头痛理心胸及降逆的作用。
治第三个咽喉发炎疼痛病人的处方，用当归、柴胡、板蓝根、以助左侧阴经的正运功能，用沙参、桔梗、薄荷叶。甘草、玄参、以助右侧阴经的正运功能，用麦冬、金果榄、山豆根为反佐、从阳经降逆、以助阳经正运下达功能，共同起着协调阴阳及清热止喉痛的作用。
治第四个情志郁闷、头昏嗜卧、胸隔痞满病人的处方，用柴胡、当归、香附子以助左侧阴经的正运功能，用苍术、党参、甘草以助右侧阴经的正运功能，用枳壳、黄芩、青木香、瓜篓子为反佐、从阳经降逆、以助阳经正运下达功能，共同起着协调阴阳消除痞满及疏肝达脾的作用。
以上四例的处方用药、是以调整阴、阳、升、降为“核心’，所以调治道理全是统一的，但药物的组成则各有所不同，虽然他们的脉象相同、但病症各异，故药物的组成却不能统一。
由于各种药物虽然只具有明、阳、升、降四种性能，、因各药物之中所含的“药物元素”不同，故对某些疾病的疗效而各有所长。故认为：虽然按人体左、右、阴、阳、正、负升降的机理为调治的总纲、并可研究各门医科的“正确治疗方法”，其药品的组成定会各有所不同。但调治阴阳升降的道理却是一致的。
以上“四例”调治阴阳的用药拟方：可作为调治阴阳升降、用中药治病处方的型式，但亦是呆板的方案举例，是不足为用的。如要做到正确的用药处方治病，还应当从阴、阳脉象的寸、尺不足或有余的基础上，再结合辨清浮、沉、迟、数、缓、紧、大、小、滑、涩等脉象，以确定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后，才能遵照古圣人所倡导的正确调治方案：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等等有原则性的调治方药。
至于用药的定量，“除含剧毒性药物”应当以一般的定量外，其他性质的药物，可根据病人脉象的高、中、低强弱等，来决定大、中、小多少适宜的药物用量。
例如谱曲，只用1、2、3、4、5、6、7七个音符，但作曲家能灵活、巧妙地利用其高、中、低音度的变化，配合不同的“主题意义”的音律与节奏、而能变化出千万条不同的歌韵。
医者亦然，但就患病者脉象的甚、微差别而灵活地掌握多、少不同的药物用量、亦可取得非常广泛的效果。
例如张仲景医圣的“‘桂枝汤方”、在原汤方的基础上，加重芍药三两，仅加入一味属生活物质的“饴糖”，即变化为“建中汤”。就证明增加一点“芍药”的比重差别，即将一个治“外感”的方剂，而转变为疗“内伤”的方药。所以仲景医圣虽然用药品极少、但变化多。
笔者多年以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