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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语言而不知道体验本身的话，那么差别必然会很大。
耶稣之所以说“上帝的王国”，是因为他在使用听众能够理解的措辞。有些人听懂了“王国”这个词，有些人则误会了。然后是十字架——然后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理解耶稣的人知道“上帝的王国”是什么意思，而那些听不懂的人还以为他在说地球上的王国呢。
但是耶稣不可能使用佛陀的语言。佛陀从来不会用“王国”这个词。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大多了。耶稣诞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的语言是穷人的语言。对一个穷人来说，“王国”这个词非常昂贵，但是对佛陀来说，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佛院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王子。这个词对佛陀没有意义，对耶稣却很有意义。
后来，佛陀变成了一个乞丐而耶稣变成了一个国王。那是必然的。另外一极总是变得很有意义。未知的一极变成了未知的表现。对佛陀来说，乞讨是他最不了解的事情，所以他采取了未知的形式、乞丐的形式。对他来说，比丘——乞士——是最有意义的同。印度从来不用“比丘”这个词，因为这里的乞丐太多了。
作为代替。我们用“斯瓦米”——“师傅”这个词。如果有人出家，如果他放弃世俗生活，他就成为一个斯瓦米、一个师傅。但是，当佛陀放弃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却成为一个比丘、一个乞丐、对佛陀来说，这个词具有某种意义。而对耶稣来说，它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耶稣只能借用犹太教文化的词汇。他可能随处改变一些东西，但是他不可能把整个语言都改变了，否则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的话。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到了圣弗朗西斯出现的时候，一种基督教的文化才随着自己的语言发展起来。所以跟基督本人相比，圣弗朗西济这睦胆个基督教徒。基督仍然是一个犹太教徒；他的整个一生费是信犹太教的。不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你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基督教对于你或许没有什么意义。它或许没有触动你。你越了解它，它就变得越没有意义。神秘感丧失了。对一个基督教徒来说，印度赶的态度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它是未知的，它能够表现未知。
依我看，一个人最好不要一直信仰他生来就属于的宗教。他必须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生来就得到的那些态度和信仰，否则冒险永远不会开始。一个人不应该停留在出生的地方。一个人应该到未知的角落去，感受它所带来的振奋和鼓舞。有时候我们无法了解我们自以为最了解的东西。一个基督教徒以为他了解基督教。那种想法就变成了他的障碍。一个佛教徒以为他了解佛教，因为他熟悉它，然而正是这种熟悉的感觉变成了一种障碍。只有未知的才能成为有魁力的、深奥的、秘密的。
一个人必须超越他的出生环境。一个人生来就是基督教徒是偶然的Z一个人生来就是印度教徒也是偶然的、就宗教而言，一个人必须再生。一个人必须进入未知的角落。然后，惊喜在那里，探索开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必须为其他宗教服务；它们必须接受其他宗教。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一个印度教徒或者一个犹太教徒必须知道转变的惊喜。转变的惊喜产生转化的基础。每当有人从西方来到东方，他都会遇上新的东西。东方的态度是那么不同，你无法把它归人任何势悉的范畴。它的整个态度跟你所熟悉的截然相反，因此，如男你想要了解它，你自己就必须改变。
从东方到西方去的人也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应该打开，然后它才能发生。它是未知的、陌生的，它将引起一次变化。在印度，我们不可能创造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我们不可能创造神学。我们不可能创造梵蒂冈、教会。这里有寺院，但是没有教会。东方的头脑在根本上是不合逻辑的、所以它必然会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它必然是个体的；它不可能是有组织的。
一个基督教的神父就完全不同了。他被训练成组织的一部分。他属于宗教等级组织的某一个阶层。这个组织在工作。一个机构、一个等级组织是逻辑的，所以基督教能够传遍全世界。
印度教从来不试图转变任何人。即使有人自己转变了，印度教也不会赞赏他。它是非转变、非组织的宗教。它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神职组织。印度教的僧侣只是一个到处云游的人——没有任何等级组织，不属于任何机构。他完全没有根。就外在的世界而言，这种方式注定要失败，但是就个体而言，就内在的深度而言，它必然会成功。
维韦卡南达（Vvekanawh）很受基督教的吸引。他所创建的罗摩克里希纳教会制度就基于基督教的神职体系。对东方人来说，这是非常陌生、非常异己的。它纯粹是西方人的东西。维韦卡南达的头脑根本不是东方人的头脑。就像我说维韦卡南达是西方人一样，我也说埃克哈特和圣弗朗西斯是东方人。从根本上看，他们属于东方。
耶稣本人是属于东方的、但是基督教不属于东方；它属于西方。耶稣基本上是东方人；他反对教会、反对组织——这就是当时的冲突。西方的头脑习惯以逻辑、道理、系统、论证来思考问题，它不可能走得很深；它会停留在表面上。它会很全面，但是永远不会很深入。
这么说，有组织的宗教对于我们就是一过窗帘。我们必须去掉这些窗帘才能看见天空？
是的。它们把窗户遮住了。它们是障碍。西方人的头脑必须像东方人的头脑那样展开吗？就科学而言，西方人的头脑可以成功，但是它无法在宗教的觉醒上成功。每当有一个宗教的头脑诞生了，即使它诞生在西方，它也是东方的。埃克哈特、伯麦，他们的头脑品质都是东方的。每当东方诞生了一个科学的头脑，它一定是西方的。东方和西方不是地理上的。西方意味着逻辑。而东方意味着非逻辑。西方意味着均衡，而东方意味着非均衡。西方意味着理性，而东方意味着非理性。
德尔图良（Tertullha）是西方最东方的人之一。他说：“我相信上帝，因为它是难以置信的。我相信上帝，因为它是荒唐的。”这是基本的东方态度：因为它是荒唐的。在西方，没有人说得出这样的话。在西方，他们说你应该只相信合理的东西。要不然它就只是一种信仰、一种迷信。埃克哈特也是一个东方人。他说：“如果你相信可能，它就不是信仰。如果你相信论证，它就不是宗教。这些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你只有相信荒唐的，你才能获得超越头脑的。”这种观念不是西方的。它属于东方。
从另一方面来说。孔夫子是一个东方人。西方人能够理解孔夫子，但是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老子。老子说：“你是一个傻瓜，因为你只是合理的。仅仅合理、公道还不够。不合理必须有它自己的存在位置。一个人只有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他才是公道的。”
一个完全合理的人永远不能是公道的。道理有它自己的不合理的黑暗角落。孩子诞生于黑暗的子备花诞生于黑暗、诞生于地下的根。黑暗不能被抛弃；它是基础。它是最有意义的、最能赋予生命的东西。西方的头脑可以向世界奉献某些东西。那就是科学，而不是宗教。东方的头脑只能奉献宗教，而不能奉献技术或者科学。科学和宗教是互补的。如果我们能够同时了解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互补性，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世界文明。如果一个人需要科学，他就应该到西方去。但是，如果西方创造任何宗教。那么它永远也无法超出神学的范围。在西方，你总是给自己提供论据以证实上帝的存在。竟然有证实上帝存在的论据！这在东方是不可想象的。你无法证实上帝的存在。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个能被证实的永远都不会是上帝，它是一个科学的推论。在东方，我们说神是不可证实的、当你对自己的论据感到厌倦了，你就会投入体验本身；投入神本身。
东方的头脑只能是拟科学的，就像西方的头脑只能是拟宗教的一样。你们在西方创造了庞大的神学，而不是宗教传统。同样，在东方，每当我们企图发展科学的时候，我们只创造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只创造那些知道怎么操作的人，而不是创始者、创建者。
所以，不要带着一个西方的头脑来东方，否则你只能产生误解。然后你会把你的误解当做理解。东方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对立才能互补——就像男性和女性一样。东方的头脑是女性的；西方的头脑是男性的。西方的头脑是主动的。逻辑必然是主动的、暴力的。宗教是接受性的，就像一个女人一样。上帝只能被接收；他永远不可能被发现或者发明。一个人必须变得像一个女人：全然接受的，只是打开并且等待。这正是静心的意思：打开并且等待。
罗摩克里希纳说虔敬的方法最适合当今的时代。是这样的吗？
不是。罗摩克里希纳之所以说虔敬瑜伽是最适合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最适合于他。那是一扇基本的窗户，他通过它来到天空下面。这并不是一种方法是否适合某一特定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时代来思考这件事情。
各个世纪同时存在。我们看上去似乎是同时代的人；我们可能并不是。我可能活在二十个世纪以前。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过去。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未来。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现在。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过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就是未来。所以，不能对时代下任何这样的断言。
罗摩克里希纳是一个奉爱者。他通过祈祷和爱、通过感情达到上帝。他靠这种方法觉悟，所以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对每一个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