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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来黄金、白银、小米和丝绸的中国人，总喜欢使用奉承话，随意处置其日渐减少的财富。他们用奉承话和其日渐减少的财富来引诱居住在遥远地区的民族，使这些民族更接近他们……由于显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间关系不融洽，由于中国人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由于兄弟们乐意接受于他们彼此间不利的劝告，引起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中国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国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灭亡。贵族的儿子成为中国人的农奴，纯洁的女儿变成了奴隶。
国内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节），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其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
解决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换代间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并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组成，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前隋朝恢复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典型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8％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学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给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上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
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见第七章第三节），汉后王位空缺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王位空缺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
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见第七章第三节）。这种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佛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决不是唯一的一个。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适应其他宗教，鲁宾的经历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鲁宾是一位聂斯脱利派教徒，中国人称他为阿罗本。他于公元635年到达后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见。皇帝下令将他的书译成中文。由于这位使者及其信仰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颁布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世上圣人不止一个。教义也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它们给全人类带来好处。阿罗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来自遥远的大秦（罗马帝国），从那里带来了他的偶像与经籍，在我们京城传播。经检查我们发现，他的教义深刻而又温和；经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原理着重强调好的、重要的东西。他的说教简洁，推论合理。这样的宗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特允许它在我们帝国自由传播。
在其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日渐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这虽使税收增多，却无法阻止自由农民人数的下降。这一下降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所以，751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
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结果，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应该指出，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国家再也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