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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埃秸螅斯雍凸示戎菇�120O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想革命。
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同样是决定性的。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年代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两个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这一宪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词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第二个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这两个协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6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这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应该指出，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象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战争初期，他们确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签署。它规定，战后的世界应没有贫穷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中，未经有关民族同意不能改变领土现状，每个民族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国家的经济机会均等，解除侵略国的武装。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为明确地、切合实际地应用这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去解决等待着和平结局的各种问题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和德黑兰召开的会议都主要致力于军事战略，战后问题只是偶然地、笼统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尔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说：“依照我的看法，在为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而向苏联付出我们的代价之后，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军队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皇家希腊政府。”明确地说，丘吉尔的问题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以使国家政权转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给提了出来，但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引起战后重大冲突的一个原团是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外，西方盟国和苏联早些时候已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每个大国应对其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实行监督。正如美国一位代表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所说的那样：“问题不是我们将让苏联人做什么，而是我们能说服苏联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这种情况，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对于这一点，雅尔塔会议原则上一致同意，但推迟了作出最后的、明确的决定的时间。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在理论上驳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临时政府机构。……”
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是不重要的。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没有势力范围。美国可以自由接受这种主张，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但是，英国对《宣言》有矛盾情绪，原因是莫斯科协定使它能确保它在希腊的地位。不过，《宣言》是诱人的，因为如果照字义去实施这一宣言，那就会使英国有机会去重新获得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放弃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坚持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尔塔谈判期间，他明确地向丘吉尔保证说，丘吉尔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腊政策。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