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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重大的社会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这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至少有600万：工会执行委员会估计，他们的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国由于农业与工业较平衡，受影响最小；这个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5万，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农村地区相当大的未充分就业的人数（东欧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工人离开城市，回到已人口过剩的村庄，与他们的亲属共患难）。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干旱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活地狱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多些”。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虽然他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1939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南斯拉夫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219279个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从人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希腊的婴儿死亡率（一年每一千个活产婴儿的死亡数）分别是183、144和99，而德国、英国、荷兰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66、55和37。
政治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即便是资源丰富、有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某些节约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这些压力，同意解散他的工党政府，领导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与劳合·乔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联合政府一样，仅仅是为托利党的统治装门面，因为保守党人在内阁中仍占多数。虽然新政府的组成是为了挽救英镑，但它立刻放弃了金本位制，于是一英镑的价值从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采取的保护关税和对帝国成员国采取的限额优惠贸易待遇是与过去的又一决裂。三年后，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让位于斯坦利·鲍德温，因此，英国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保守党的统治下渡过的，虽然联合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
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爱德华·赫里欧如在1924年那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次，这个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后者的方针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1930年3月，米勒内阁被迫辞职，从那时起，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统治。
起先，海因里希·布吕宁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这位好心的爱国者的悲剧在于他为德国的民主政体挖掘了坟墓。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向宪法第48条求助；该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时刻颁布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国民议会多数票的明确否决。实际上，国民议会的确曾投票反对最初的紧急法令，但布吕宁通过说服兴登堡解散国民议会、下令于193O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进行了反击。布吕宁预计中间派和右派的各种政党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使他能以正规的议会方式治理这个国家。然而，选举却表明希特勒的国社党已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力量在兴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位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由于缺乏才能，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他的悲惨境遇——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连同毫无疑问的职业上的失败一起，有助于解释他这时所获得的热烈的信仰：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憎恶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的”文化。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于1914年进巴伐利亚团服役。虽然他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显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因为尽管他专心服役，却也只升到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1919年，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