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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下利又加甚。”（按：此节注家亦释为肺胀，丹波元坚云，肺胀一证，诸家未有云后世某证者，考下文云，肺胀咳而上气，又云，咳而上气，此为肺胀，由此观之，即后世所谓呷嗽哮嗽之届，巢源云：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谓之呷嗽。本事续方云，哮嗽如拽锯是也。渊雷按：呷嗽哮嗽之证候，即支气管性气喘，支气管性气管炎及支气管性肺炎也。）
以旧说考之，则肺胀之所包含，不止肺炎一病，以肺炎属肺胀，则事理俱惬，以肺胀为肺炎，则不合逻辑，故吾以肺胀名肺炎，亦假定之辞耳。
肺胀之治，着重于麻黄石膏，金匮治肺胀两方，皆以麻黄石膏为主药，章太炎先生有论肺炎病治法一文，殊精绝，节录如下：
“肺炎者，亦伤寒温病之一部也，审为肺胀，宜越婢加半夏汤，其咳嗽发热喘息不甚者，无汗宜小青龙加石膏汤，有汗宜麻杏石甘汤，非准疗之候也。然当视其脉浮大有力者，或浮紧有力者，乃可任此不疑，非是则当变矣。盖咳嗽发热，未见危侯，数日身忽壮热，加以喘息，脉反微弱，直视撮空，丧其神守者，此肺虽填满，而脉反更瓠落，血痹不利，心脏将绝，予见西医治此，有用强心剂，获神清喘止，其热浙退而愈者，初疑其偶然，推问乃知有法，且云，其专主强心，虽不冶喘咳亦效，此证在伤寒论中，当以真武汤加干姜五味细辛为主，盖神明不倾，则直视撮空自已，血脉调利，则热势自衰。喻嘉言治赵姓案，见其咳声窘迫，壮热不退，脉数无力，肌肤枯涩，医者用河柳犀角，表里不解，且引热邪直入心包，颠悸无伦，视胃实诂语，更增十倍，乃至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而终谓当用麻杏石甘汤主之（诵穆按：寓意草赵氏治案略云，“赵公太史孟冬末，三公郎患伤寒，医药无效，渐至危笃，先日进白虎汤，其热稍缓，次日进人参白虎汤，其热势渐重，皇皇求医，因而召诊，余闻其咳声窘迫，诊其脉数无力，壮热不退，肌肤干涩，沉困不食，谓太史日，此病大难，惟不肖尚可悉心图成，以报知已，疏方用仲景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四味，太史韪之，其房中女伴，以不省官话，兼求悉余之生平，争用本地经验名家，乃至服河柳而表终不解，服犀角而里总不解，且引热邪直攻心脏，其颠悖无伦，较胃实站语，更增十倍，医者始辞心偏不可救药，末几，阳反独留，形如烟熏，发直头摇，竟成心绝之候，此段疑案，直若千古不决，孰知有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为扶危救颠之大药也哉，盖伤寒一证，虽云传足不传手，其实足经而兼手经者恒多，医者每遇足经六传之病，尚尔分证模糊，至遇兼手足二经之证，鲜不五色无主矣，足经譬西北也，手经譬东南也，道里之远近不同，势白不能以飞渡，然乘衅召邪，阻险割据，岂曰无之，今病者为足太阳膀胱足阳明胃经二经合病，既已难任，更加二经之邪，袭入手太阴肺经，所以其重莫支，手太阴肺者，主统一身之气者也，气通则汗出，气闭则汗壅，从前发汗而不得汗，驯至肌肤枯涩，岂非肺主皮毛，肺气壅闭，津液不通，漫无润泽耶，如某先生尝患鼻齇，咸谓肺气不清，鼻间窒塞，所以邪易凑入，才病外感，便当早为足经传手经之虑，通其肺气之壅，俾得汗出邪散，始称明哲，此病为足太阳膀胱足阳明两经合病，则足太阳之邪，由背而贯胸，足阳明之邪，由胸而彻背，肺为华盖，覆于胸背之上，如钱公素无肺患，尚且咳嗽紧迫，岂居恒肺气不清之体，可任两经之邪交射乎，又况手与手膜属相连，以手经而传手经，其事最便，所以才一用参，随领注肺之邪，直攻心脏，正如足太阳之邪，误用葛根，即领其邪传入阳明之例耳，不然，伤寒之邪，过经不解，崇蕴日久，不过袭入厥阴心包络已耳，岂有直攻心脏之理哉。”按嘉言此案，如伤寒传足不传手，袭太阴肺经，通其肺气之壅，注肺之邪直攻心脏，袭入厥阴心包络等语，与天士持论相类，疑天士之温病学说，本从嘉言套出，草蛇灰线，全体在隐约间矣。）然后可治脉紧血盛者耳，脉既无力，则解弛不收，其血自痹，麻杏石甘，适足以增痹而重虚也，麻杏石甘汤断非其治，明如喻氏，而犹不达于此，然其药既末下，故世人莫能显征其失焉，或者乃引叶氏温邪犯肺，逆传心包之说，以皮附病机，然苟非血痹，虽邪热袭心，祗为懊侬不眠而已，栀豉猪苓，黄连阿胶诸方，多足治之，安有直视站语诸危候也（诵穆按：太老称血痹不利，即肺炎之肺循环郁血也，直视撮空，丧其神守，即叶氏之逆传心包也，病机相通，绝非皮附，苟有呼吸器病之症状，即须治呼吸器病之药剂，栀豉猪苓，隔靴搔痒，至强心药之推进血行，以散郁血者，不得与栀豉猪苓等视）。血不痹者，专责之肺，自是小青龙越婢之治，血若痹者，此乃危及少阴，必责之心，乃为真武之治，仲景制真武一方，用心审谛，度越常蹊，而世人但以治老衰虚喘，其于外感咳嗽，则宋见用此者，于今乃知其精绝也。
按麻黄能扩张末梢血管，以散郁血，太老谓麻黄不利于血痹，非确论也，若脉搏微弱，则与真武合剂，即弊害不生，尝见患肺胀而脉搏微弱者，中医进麻杏石甘，西医为之注射强心剂，中西合治而愈，即令得效之由，独归强心，然麻黄之无碍病体，可以概见，太老评寓意草赵氏一案（即肺炎病治法中所引）谓彼病服白虎汤稍退者，乃暂时劫止之力，于病无损，吾以为肺胀徒服真武，虽能推进血行，然亦于病无损，必佐以消炎镇咳之麻杏石甘，其效始速，真武主药为附子，时医之所畏忌，故华实孚先生尝以六神丸代附子，六神丸中有蟾酥，卓著强心之效，虽作用较缓，然可以稍减时医之疑惧。
临证指南治肺胀，大抵用辛凉轻剂，相习成风，莫或之改，今骤易麻黄等之辛温，必相顾骇异，然时医宗师之温病条辨，亦曾以麻桂治喘，则吾侪以麻黄治肺胀，本在情理中，亦事理之当然必然，平凡无奇，无所用其骇怪者也。
温病条辨下焦篇第47条云：“秋湿内伏，冬寒外加，脉紧无汗，恶寒身痛，喘咳痰稀，胸满舌白滑，恶水不欲饮，甚则倚息不得卧，腹中微胀，小青龙汤主之。脉数有汗，小青龙去麻、辛主之。大汗出者，倍桂枝减干姜加麻黄根。”
第48条云：“喘咳息促，吐稀涎，脉洪数，右大于左，喉哑，是为热饮，麻杏石甘汤主之。”（按：此肺胀也，喉哑失音，病势已剧。）
此二条在下焦篇寒湿门中，前一条有寒象，后一条则鞠通亦自言为当清之证而用麻黄，则麻黄之无害于清可知，而古人配合方剂之妙，尤不可思议也。
温病条辨上焦篇，由第一条至第八条，病势逐渐加重，第六条但咳，身不甚热，用辛凉轻剂桑菊饮，第八条脉浮大而芤，汗大出微喘，以麻杏石甘为最的当，白虎退热，为暂时劫止，于病无损（见前），终无补于病机，唯麻杏石甘，能为挽救，即虑其汗大出而脱，则以强心药和入麻杏石甘汤中，决无虚脱之变也。
喘促当清，知用麻杏石甘，此鞠通一隙之明也，然迟迟之于下焦，而不用于上焦篇第八条用白虎加人参汤之际，病机一失，遂不可收拾，其后玉女煎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清官汤等，皆于病无损者也，而病者从此绝望矣，故鞠通知用麻杏石甘，不得不谓一隙微明，惜乎求尽麻杏石甘之用也。
昔有某公，谓治疗湿温，当先以燥湿之药，使之化燥，然后一下而愈，此行险徼幸，而吴鞠通三仁汤之遗法，以冀一中之术也，以旧说言之，则湿固宜燥，温亦宜清，燥湿清温，无能偏废，徒用燥湿，则病随药变，足以速神昏站语之驾，此治术之下驷也，予于湿温之治，粗有所得，异日当别为专篇以论之。关于温病之讨论，至此暂告一结束。
温病问题，为近百年来争执之焦点，其学说之庞杂凌乱，足以炫人耳目，尤妙在叶吴孟英诸君，以内经仲景之温病学说，与己之温病学说，扰混一起，如油入面，不可复别，而叶吴之学说，转以内经仲景为护符，吾着笔之初，发愿欲将此纠缠不清之间题，澈底解决，以内经仲景之温病，还之内经仲景，以叶吴孟英之温病，还之叶吴孟英，抽茧剥蕉，逐层揭去，而叶吴之真面目，乃水落石出，而无从掩饰，然后其是非可得而评焉，伏气新感，其说凿空，以寒温为伤寒温病之鸿沟，亦为郢书燕说，温热家以为伤寒温病，绝对不同，吾则并时行之界线而破之，吾自信解决温病上之各种问题，寻根究底，亦有相当之魄力，惟学识谫陋，必多谬误，海内贤达，幸加指正，吾著此书竟，吾深感先哲时贤饷遗我之厚，吾愿永远作荷戈执旗之小卒，为中医之学术而努力。（《温病论衡）》
柴按，此篇对叶派治术之批评，主要集中于二点：1、谓治温热病要以撤热为第一，撤热才能保阴，而叶派治温病，撤热不力。2、谓轻清疗法作用轻微，如治肺胀，不及麻杏石甘、越婢加半夏诸力显的有力量。热病应以撤热为主，还是应以养阴为主，这一问题，应辨证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在侈谈壮水制阳，泛用养阴退热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撤热之重要性，有针砭时弊之作用。至于轻清疗法（如银翘、桑菊之类）不足以治大病（如脑炎之类），这是不可否定之事实。惟谢氏认为叶派的轻清疗法对肺胀亦作用轻微，则与杨则民等人意见相一致，值得参考。
评温病条辨
近有淮阴吴鞠通先生，名瑭，著《温病条辨》一书，宗叶氏大意，从河间分三焦立法，引经正名，分析伤寒温病之异，多有发明，其提纲云，“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此即叶氏所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旨也。但将风温、温热、瘟疫、冬温，并为一类，而日初起恶风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