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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热病衡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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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经方而有益治疗,固当遵用,轻灵剂而有效病体,顾可薄视乎者,设存门户之见,药非轻灵,即为失叶法薪传,用必经方,斯为仲景信徒,不悟轻病与大方,是为牛刀割鸡,重病而予轻剂,是为以卵敌石,二者皆不可也。”这正是绍派对寒温之争所持之态度,但以上所引,反映了杨氏对叶派药法的批评,这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同期校刊(第六期)上发表类似观点之文者,尚有寿守型等人,寿氏在《我对中国医学之认识》一文中,有“清代医学更趋袁落的原因”一节,谓:“叶天士派的轻清方法,使医生技术上退化不少。”徐究仁在《伤寒究三焦温热参六经之我见》一文中,除了对“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此是妄言”说表示赞同,并指出:“今之时医,每囿于寒温之畛域之见,不肯一用经药,苟遇此等证(柴按:指暑温等热病),仍用桑菊银翘等温病套方以为治,于是治之而无功,治之而益剧,虽不死于药,实死于贻误病机耳,医者之大患,奠此为甚。”这显然也是对叶派药法之批评。

二、攻排叶派之登峰造极期

从陆九芝对叶派学说进行激烈的抨击,后来一直发展到恽氏学派对叶吴学派的猛烈攻排,这是由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能纯粹看作是文人相轻之结果。

这一时期,应以恽铁樵氏为代表。恽氏为江苏武进人。襟怀高洁,文笔矫健,其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学报》时,取文一律以优劣为衡,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否则即名家,亦摈而不录,至公无私,为时人所称顷。即此一端,其为人可知。

恽氏之世,消灭中医之逆流,其势汹汹,面中医界有些人却在散布“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错误观点,这与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在客观上起了异曲同功的作用。废止派的猖狂进攻,叶吴学派对仲景学说的曲解,以及当时中医界严重的党同伐异的不良风气,使恽氏深恶痛绝。这种环境,使得恽氏在论战中不可能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学术。因此,《群经见智录》尚是应战之作。《伤寒论研究》已含挑战意味。而《温病明理》确已不乏骂訾。恽氏对中医不会灭亡这一点,具有坚定的信念,他说:“谓中医将灭亡者,杞人忧天而已。”但他很看不起叶吴学派,认为叶派之流,一方面散布怀疑《伤寒论》的谬论,一方面“惟恐中医被取缔,妄欲结乌合之众以为党,以与潮流相抗,而号于众日,吾欲保存国粹,彼等野狐禅之医学,岂是国粹,亦安有保存之希望。”他说医家误治屡屡,覆辙相寻滔滔,皆叶吴王三家之造孽,惟叶派之流毒已如此,所以必须将其黑幕揭破。在《温病明理》一书中,恽氏就是这样地边批驳,边诃斥,他甚至说吴鞠通既不懂得六经,又不懂得三焦,创为谬说,致杀人千万,是投畀豺虎而不足辜蔽者。这样子的攻排叶派,真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废止派的反击与对温热派的驳斥,不加区别,一律猛烈攻排,在学术争论中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必为此而深责这位杰出的中医理论家,相反,在触处荆棘的环境中,恽氏不但站在与废止派论战的最前列,为捍卫中医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不怕“群起而排之。,甚至在受守旧派医家及有力者所忌,终至遭到函授学校一度被迫停办的挫折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不屈不挠,急流勇进,于1933年重新开办函授医学事务所(问业者达五百余人),这种即无立足之地,亦决不随俗浮沉,违心佯狂的精神,应予高度评价。

恽氏的22种著作,其中《伤寒论研究》、《热病学》等都是论外感热病之专著,而《温病明理》一书,专以攻誹叶吴之学为主眼,故为研究抨击叶派医家学术观点的重要著作之一。此书虽主要是采撷陆九芝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但不乏引伸发挥之处,故其学术价值,虽在《温病论衡》之下,却远在《温热辨惑》之上。

恽氏两次创办函授学校,从学者甚多(初次从学的达六百余人),影响很大,故形成一个恽氏学派。其门人则以徐衡之、章巨膺两人较为著名。徐氏为武进人,曾与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并与章次公共同编纂了《章太炎先生医论集》,徐氏曾为《温病明理》写序,序文之抨击叶吴学说,亦颇烈。章氏为江阴人,对叶吴之攻誹,其用力之勤曾不略亚于其师。章氏也认为:“今日医学晦盲否塞之现状,”是“天士鞠通始作俑,王孟英章虚谷之徒,复从而铺张扬厉”所造成,所以他紧紧跟随其师恽氏,有《温热辨惑》之撰作,此书通过熔裁陆、恽诸氏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属课徒教学之作,学术上新见解不多,但提出“用下药须有下证”,“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说,不可迷信。”亦具有卓见。

与恽氏同时而对叶派亦作攻誹者,尚有张山雷(1873…1934),张氏名寿颐,江苏嘉定人。热心于中医教育,在浙江兰溪中医专校任教时,自编教材,注重实用,著作亦多,约20余种。其中如《中风斠诠》、《疡科纲要》等,在医界均有一定影响。其《湿温病古今医案平议》一书,主要是因为感到《温病条辨》一书之论湿温,看似“罗罗清疏,言之成理,然总是凭空拟议,悬想仿佛”,“窃恐执死法以治活人,枘凿方圆,格格不入,贻误亦必不小”所以他选择治案,推阐原委,欲为学子立一临床实验之正鹄而撰此书。书中对叶派之抨击,字里行间,每有可见。如在醴公治曾某案的平议中,说:“讝语神昏,本属热灼脑髓,扰乱神经”“若以叶派诸公处此,必谓逆传心包,犀角地黄,玄参知麦,牛黄至宝之属,俯拾即是,乃演成苏谈之所谓防其痉厥,防其外闭内脱,而无一不痉厥闭脱,随呼随应,时医名手,八九皆然。”又如在治田芝祥一案后说:“……神志已糊,脑神经已受熏灼,醴泉所谓热入营络,侵犯心主宫城,尚是叶派欺人之语,在今日已知是通套空话,不必再污笔墨。”又如丙寅九月十五日甲医初诊一案,在丙医八诊后之平议中,认为:今日见证,是“热邪充斥三焦,深入灼阴之明证,乃至此则想出养阴二字,则又叶派杀人之绝妙好手也。”他说此等方案“本无可取,然姑存之而备论其谬,以告初学,俾知惊惕,亦是一法。”现其上议,可知其持论与陆九芝同。此与“自叶氏《温热论》,以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八字提纲,遂若温热为病,非肺即心,非心印肺,竟将阳明最多最重要之证,略而不言,一见神昏,必从心包主治”,以至宝、犀黄,生地,玄参等庞杂乱投为惯技,助纣为虐,终至不可救药云云,亦可互为印证。

于此,抨击攻排叶吴之学的流派,由陆九芝、恽铁樵,张山雷等,已基本形成,该派在与叶派的学术论争中,由底定巩固而加深加广,流泽方长。

析流

三、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

恽氏之后,学术争鸣与门户之间的互相攻讦,已夹杂在一起,竟成了中医界迄今未能完全荡除之恶习。但学术上的质难诘驳,也在深入发展。

迄山阴祝味菊出,其对叶派之批判,有新见解,如论温邪引起温病说之非,说贯中西,言前人所未言,开始触动叶派学说之根本。祝氏早年悬壶成都,为四川名医,后到上海,独树一帜,形成一个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被中医界公认为是仲景一脉之后劲。

祝氏初到上海时在1927年,据其自云:彼时沪上医家,多属叶派。视氏因医风与之不同,初不敢孟浪悬壶,〃于是虚心下气,待诊于名医朱某之门,凡三阅月,深佩其机巧莫测,料变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而死,医者逐步料到,而不能挽其死。由辛凉解表,甘淡驱湿,而致透热转气,清营散血。由宣化湿浊,滋阴清热,而至涤痰开窍,平熄肝风。医者逐步做到,而总不能弭其变,挽其死,于是爽然若失,默然深感名医之所以成名医者,在于料病识变,而不在于劫病救变。”为此,祝氏对叶派医者大为不满,他猛烈抨击这种时弊说:“彼时医处方,以轻灵为通俗,以寒凉为平稳,侈言病变,予谋卸过,伪作谦和,过示审慎,用药维轻,用术维精,煦寒问暖,若有同情,成则居为已功,败则诿诸天命,可以欺妇孺,骇庸俗,乌足以受大命。”又说:“彼时俗之医,习用轻清,幸而得手,已令延期,每见不药可愈之病,一候又一候,必欲令其邪正俱惫而后休,贪天之功,以为已有,皆造孽之徒也。”批评叶派医者,采用这样措词,真可谓是恽氏学派之遗风。但祝氏之攻讦,是由于愤慨,因彼时叶派中人,排斥异己,亦颇为失当。如1929年,有徐某弟患感证甚剧,先由叶派医者治疗,全谓热入心包,主用清官之类,因治不见效,病家改延祝氏,祝氏予麻,桂、姜、附之类,一劑后未见转机,病家心焦,复延叶派名医,谓已为祝氏误治,不可救药,辞不治。病家于悲痛中觅祝强归,露怨尤祝氏意,祝氏悉情后,因学验丰富,胆识过人,乃一力承担,处方無更只字,先后服六剂而告愈(此事详载于《伤寒质难》)。从这一例子来看,叶派中人,因笃信己学,竟有轻率攻誹他医若是者,祝氏受到这样攻击,在著述中有愤愤之词,应当说是情有可愿的。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医者若仍因学术观点之异,继续互相攻讦,就只能加深门户之见和助长党同伐异之风,给振兴中医事业带来损害,这一点现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据《温病明理》记载,恽氏之世,时医已多“崇拜天士为医圣,谓鞠通《温病条辨》,可以与仲景《伤寒论》分庭抗礼。”这说明中医不但曾有人把仲景当偶象来崇拜,也早有人把叶天士作为偶象来崇拜。所以姜春华老说,“我们不要把叶氏当作偶象来崇拜,不要把他治疗温病的经验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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