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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能单凭太阳病来下判断
外感病初起，若谓必始于太阳，就值得商榷。我们从广义伤寒下面分证之一的温病来看，温病的发病，可始于太阳。但也可始于阳明，也可始于少阳或三阴。诚以其初发无定规，故《难经》说：“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就寒邪的伤人来说，也是同样。寒邪可以先伤太阳，可以直中阳明，也可先犯少阳或迳伤三阴。须知寒伤太阳仅仅只是寒邪伤人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而并非唯一的形式。外感病除了可以从太阳表证开始，也有一开始就是从里出外，或发自阳明，或发自少阳，或发自三阴的。阳明病有太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正阳阳明是本经自病，即此已足说明；在出现阳明病变之前，不一定必有太阳病之前奏。认为阳明篇中的燥热证必从太阳伤寒传变而来，这种狭隘的认识，根本不符合临床实际，也解释不了伤寒原文。诚以外感病初起的临床表现不一定都必在太阳范畴，故只能依太阳病来判断仲景伤寒是否广义的观点，不能成立。
四、不能单凭中风伤寒二证下判断
六淫伤人，虽不一定从太阳始，但也可以从太阳始。因此，从太阳病初期的临床症状来分析：中风的病因是风邪，伤寒的病因是寒邪，中暍的病因是暑邪，湿痹的病因是湿邪，痉病的病因是燥邪，温病的病因是火邪。故仲景之论太阳病，下有六个证型，这说明仲景伤寒为广义，了无疑义。但“正名”不承认太阳温病这一明系与中风，伤寒相等列的证型，说这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若这种说法得以成立，痉、湿、暍固可置之不问，即中风，亦何尚不可剔出于太阳病之外，又何必要留此一证，与伤寒相滥，弄得连狭义伤寒的概念都被混淆呢！显然，用“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讲法，不承认温病为太阳病下面的一个证型，把中风、伤寒之外的其他证型全部剔除在太阳病之外，这是毫无理由的。将广义伤寒下面非狭义伤寒诸证型统统排斥在太阳病之外以证明仲景伤寒非广义，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按照这种做法，我们不也可以说伤寒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吗？我们不也可以说仲景伤寒是温病而不包括伤寒吗？显然，这样做大谬。
五、不能否认伤寒论与内经难经的继承性
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明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内经》说热病离是伤寒，《难经》说伤寒有五，《伤寒论》之太阳病，下有中风，伤寒、温病、暍病、湿痹等证型。二二比观，其作论具有继承性，不言自明。说仲景伤寒与内经伤寒俱属广义，也是顺哩成章、浅显明白的。如因仲景未引《内经》、《难经》之文，就否定其论伤寒有继承性，这是十分错误的。“正名”似乎认为只要肯定仲景的伤寒是天行，就可证明其非广义。挽而，天行与非天行，寒疫与温疫，并非是天生就互相排斥的。东汉末年，即使有寒疫流行，也没有理由说仲景一生中没有碰到过温疫，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仲景之世，还有许多“非天行”的外感病存在。《伤寒杂病论》本是一部连杂病都相提并论的书，所涉及的病种很广，怎么在外感方面，反会与《内经》、《难经》立异标新，竟置狭义伤寒之外众多的外感病不论，内容狭隘到仅仅只是谈属于天行范畴的狭义伤寒一种呢？我们认为：仲景作论，在继承内难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内、难、伤寒三书，虽同论广义伤寒，但内容伤寒论详而内、难简，故伤寒六经虽源于《内经·热论》，但已不全同于《内经·热论》，若因热论六经与伤寒六经的不同，竟得出“仲景伤寒为狭义伤寒无疑”的结论，这根本没有说服力。
结语；据《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仲景所值气运为风为火”，而时医习用乌附辛热，力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温之病”，这本已足说明，仲景伤寒为广义，然后世个别人，必欲把《伤寒论》说成是专论六气中一气，把仲景治温热病的许多方剂，说成是为狭义伤寒化热之后而设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说法，实是叶吴学说中最大的瑕疵，“正名”拾前人糟粕而张大其言，说明谬论流传，遗误后世，迄今尚有余毒，余有见于此，故复作驳辩，如上。
葛根桑叶辨
或谓陆九芝之治温病，与叶派轻以去实，辛凉透邪的观点趋一致。是说也，因其小同，遂忽大异，有肺胃不分之弊焉。观陆氏书，有《葛根桂枝辨》，有《葛根麻黄辨》，乃仿之而撰葛根桑叶辨。
叶派之轻以去实，辛凉透邪，如桑叶者，治肺也，陆氏之轻以去实，辛凉透邪，如葛根者，治胃也。轻以去实虽同，治肺治胃大别。叶氏治温病，独重肺系，故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陆氏治温病，独重胃系，故谓；“温病即阳明病”。故叶氏之治温病，初起必用桑叶、薄荷，桔梗、牛蒡之属，肺药也，陆氏之治温病，初起必用葛根，黄芩，黄连、山栀之类，胃药也。唯叶氏亦知伏气温病不与暴感门同法，故曰：春温一证，冬寒内伏，藏于少阴，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乃正治也，陆氏亦知温病之邪，在肺胃者，不得独用胃经药，故《不谢方》之治春温、风温者，亦用桑，薄、翘，桔之类也。温病初起，有在肺者，有在胃者，有肺胃二及者，有竟在三阴者。或伏邪从内而出外，或新感由表而入里，或新感引动伏邪，或伏邪又兼新感，或始终但病一经，或发即数经同病，故《难经》云：“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温病初起之治，原不可以一经印定眼目，然吴鞠通固执叶氏之说，以为温病初起，必先犯肺，竟谓凡病温者，均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后世盲从，踵其讹误，遂以轻清平淡为一切温病初起之治规，盖惑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等说也。叶氏以肺药治肺经病，未误。后人以肺药治胃经病，大谬。治肺宜辛淡轻宣，不可卑用芩、连苦寒者，盖恐胃本无热，而早投苦寒凉中，中寒气馁，则转失托邪外出之力，反招冰伏之弊也。治胃宜积极撤热，不可但用桑叶、薄荷者，盖恶病属中焦，而反治上焦，射不中的，坐使热灼阴伤，用药轻淡如儿戏，终至步步深入也。惟邪机概以从更出表为顺，故病之在肺者，初起必以辛散为宗，宜桑叶之类以轻举之；病之在胃者，初起亦以达邪为旨，宜葛根之类以透解之。然若因此小同，竟忽彼大异，则陆氏斥叶吴学派似肺药治胃之旨，固不得大白于世矣！“麻黄之轻扬，可去伤寒之实，葛根之轻扬，可去温病之实。”其去实亦同，然寒温相异也。斯陆氏已辨之矣。葛根之轻扬，可去手阳明之实，桑叶之轻扬，可去手太阴之实。此陆氏所未言，然亦正其砭斥时弊之宗旨，何后人反于此昧昧耶。须知只须辛凉轻剂，如桑叶配薄、桔之类，其病即可立愈者，无非伤风、肺胀之属也。而必须旱投苦泄，如葛根合芩、连之类，尚恐热盛蒸脑者，乃是暑痉，湿温之属也。病之轻重悬绝，用药肺胃有异，未可同日语也。总之，能“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致于死者。”必非肺经温病，如伤风、肺胀之属，故陆氏重阳明之治，有轻则芩连葛根，重则硝黄石膏之主张。用轻剂病不解，入营入血，动风发痉，而仍曰：病属上焦，初用辛凉宣其肺，终用芳香开心窍，有是证，用是药，治未尝误。此正犯病中治上，撤热被动之误。乃后人既不解叶氏慎苦寒，是为邪热在肺，故主用桑叶、薄，桔之类宣散之以解郁热；又不解陆氏之激言，是为砭时医肺胃不分，初起概用肺药之弊而发，故力倡用葛根、芩、连之类清透以祛胃热，乃终至从陆氏之抨击叶吴学说中，得出益可证叶派这一治疗学思想科学性之认识，则诚非陆氏生前之所能料！
《吴鞠通医案》伏暑门周姓案析评
周姓案前后共十四诊，病程较长，记录完整。通过此案，我们可以看到银翘散，桑菊饮，三仁汤，化斑汤、复脉汤、增液承气汤等方在温病治疗中的具体运用。就反映吴鞠通的温病之学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案，故特详加析评，以与伺仁共研究。
壬戌八月十六日周十四岁伏暑内发，新凉外加，脉右大左弦，身热如烙，无汗，吐胶痰，舌苔满黄，不宜再见泄泻，不渴，腹胀，少腹痛。是谓阴阳并病，两太阴互争，难；台之症，议先清上焦湿热，盖气化湿热亦化也。
飞滑石三钱连翘二钱象贝母一钱杏仁泥三钱银（：二钱白通草一钱老厚朴二钱鲜梨皮二钱生苡仁一钱五分竹叶一钱今晚一帖，明早一帖。析：鞠通根据“暑温伏暑，名虽异而病实同”，“暑兼湿热，偏于暑之湿者为湿温”等认识，初诊选方，采用三仁汤加减。因发热很高，故去蔻仁、半夏之温燥；加银花、连翘以清热；并加芦根、梨皮以护津，而象贝一味，是为咳吐胶痰设。
评：此案热自内发，寒从外束，证见高热无汗，苔黄痰帖，脉证合参，的系手太阴温病，但与足太阴脾实无涉。值此口不渴，津液尚未大伤之际，若能不受“温病忌用麻黄”等观念之束缚，投以大剂麻杏石甘汤（但《温病条辨》之麻杏石甘汤麻黄石膏等分，则不可用），积极撤热，津即可保，若能汗出热解，肺气自然清肃。倘若是处理，力挫病势，原可指望。但吴氏计不及此，不但于撤热一项轻描淡写，且以淡渗芳化为重点，此所以后来有阴津大伤之变。
十七日案仍前。
飞滑石三钱连翘二钱鲜梨皮一钱…五分杏仁泥一钱五分冬桑叶一钱银花二钱老厚朴一钱五分薄荷八分扁豆皮二钱苦桔梗一钱五分芦根二钱荷叶边一钱五分炒知母一钱五分午一帖，晚一帖，明早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