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文治政府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以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各章最为精卓。钱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鞭辟入里，由小到大，由点到线到面。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且对别人不经意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史学精神。钱穆的许多论断都有重大启发性，能使读者举一反三。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徵之此前此后，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在此过程中，华夏疆域不断扩大，文化亦不断融和统一。总之，《国史大纲》颇多创见独识，不胜枚举。是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
１９３９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钱先生变换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此时习英文，读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记地名考》。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钱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邀钱氏同往开办。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间，迁置嘉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校长王星拱特函请钱先生，获允讲学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在嘉期间，曾应马一浮邀，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的政治问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是书于关学最为详备，如对李二曲，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条贯叙述。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可惜原稿于教育部复员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仅存序目。书序发表在《图书季刊》上。当时撰著的另一著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陆续发表在张其昀、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上。《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 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的发挥。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当时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文章，除《导论》诸篇外，其余亦皆有关中国文化，而以宋明理学为多。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方面的一个新转变。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时，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１９４３年秋，齐鲁国学所停办，钱氏应邀任教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是秋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后，病情加重，遵医嘱休养。此时他静心读《朱子语类》，后移居灌县灵岩山寺，读《指月录》。研读之后，他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有了较深体悟。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次年钱穆东归故里，闭门著书。曾被邀请去常熟作演讲。是年１０月应邀前往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又兼云南大学课务。教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此时钱穆在省立图书馆研读宋、元、明诸禅师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１９４８年春，钱氏东返，应无锡富商荣家创办之江南大学聘，任文学院院长。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为二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穆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荟萃前人旧说，并成一家言，为近代庄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钱穆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在广州，他们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龙乡黄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一日在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在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张其昀先期赴台，谢幼伟等继续筹办学校，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钱穆为院长。后因谢幼伟因事赴南洋，崔书琴去台，乃邀唐君毅与张丕介共同效力。亚洲书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开学，夜间上课。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亚书院，校址迁到九龙深水 桂林街，日间上课。书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新亚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该院始设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后扩充为文理商三学院十二个系。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师生多为内地去港人员。钱、唐、张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并感染同仁与学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亦得到许多同道的支持。教授除初期的钱、唐、张外，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有的纯尽义务，不取报酬。学校经费原靠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的经济实力有限。为筹经费，１９５０年冬钱穆去台北，受到蒋中正接见，蒋嘱其“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在台湾期间，钱穆曾到各校及机关演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等，后都整理出版。《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扩充而成。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为学界所重视。同年４月１６日，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刚刚讲完，屋顶水泥塌落，钱先生受伤，头破昏迷，幸能康复。
新亚书院以其文化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出一批高质量人才，引起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同情和尊敬，并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lvy）主动资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卢定（Harry Rudin）教授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 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择址农圃道建校舍，由港府拨地兴工。新亚在创校六年后始有自建校舍。１９５５年春，获哈佛燕京社资助，有专款购置图书，建大型图书馆，出版《新亚学报》。钱先生办学旨在弘扬中国文化，虽获美国多方资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在校内悬挂孔子画像。港府在香港大学１９５５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氏独居无侣，生活维艰。１９５６年春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后就读厦门大学和新亚书院，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大，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１９６０年初，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港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１６年来，为办新亚，钱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１９６４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１９６５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２月返回香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７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此时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