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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就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群体，父母是这群体最重要的个体，孩子通过模仿和认同父母而试图成为父母期望的人。库利认为，家庭和儿童的嬉戏群体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社会化主体，这类群体是“人类本性的培养所”。＇美：
戴维？波普诺著， 李强等译，1999＇
不可否认，在家庭这个人类本性的培养所中，最重要的互动是在亲子关系中。年幼的儿童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系统与他们的父母进行沟通和互动，他们通过模访父母的行为继而产生对他人行为意义的认识，学习文化的象征意义，并且从父母对自己行为的奖惩上对自已的行为进行修正。因此，儿童的自我观念，在其早期，就是自己与其他自我间的关系系统。由于他人对儿童的态度，如称赞、责备、感激、愤怒等，儿童很快理解了这些态度的含义
，根据别人对他的看法、态度来看待自已以及建构、修改自我观念。也就是说，儿童自我观念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接受他所了解的别人对他的观念而完成的。
＇威廉？麦独孤，1998＇
弗洛伊德也强调了早年家庭中亲子关系对儿童社会化的重大影响，他认为成年期人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幼年与父母关系的基础上，儿童期遭遇的重要事件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米德认为角色扮演是互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互动，就是因为人们能够辨认和理解他人所使用的交往符号的意义并通过角色而预知对方的反应。＇周晓虹，2001＇
儿童的角色扮演来自两个方面，一为模仿认同父母，二为对父母期待的执行。
在这样的过程中，
符号互动理论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是在经过主观定义后的世界中活动的，而不是对客观的现实进行直接的反应。＇周晓红，2001＇
这一规律运用到个人身份的层次上就是：如果周围的人把我看作是一个“生活放荡的人”，
那么事实如何并不重要，但这些人对我的界定和反应却很重要。面对人们的定义和反应，我别无选择，我只能按“生活放荡”
的方式去生活。因而，人们自我角色的扮演是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取决于人们在互动中的自我形象。角色扮演是否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则取决于情感的投入。如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互动中，对孩子的需要投入了共情的理解，就能帮助孩子发展相同的情感，而使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角色与情感融为一体。同时，儿童在发展自我概念的同时，也在发展有关他人的基本概念，他们总是对那些对儿童的需要作出恰当反应的人产生信任感。
人类的互动和动物行为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文化意义所规定的。
在儿童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家长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将从社会文化中习得的道德价值、对角色的期待（如中国文化中的望子成龙）以及行为规范传承给后代。儿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行为的奖惩、模仿和认同父母，以及内化从父母那儿习得的价值规范、角色期待逐步发展自我，从生物人变为社会人。
四、关于儿童道德社会化
随着情感的发展，儿童的道德发展也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过程。麦独孤认为儿童行为在经过了社会奖惩机制的控制后，逐步发展到以社会的赞许和反对进行行为调节。他将这个阶段的利他行为描述为虚假的利他行为和准利他行为，他认为它们均产生于利已的基础上。比如说，虚假的利他动机者不愿看到旁人阴郁不悦的面孔，因为这让他们沮丧，他们为了让阴郁者高兴起来而做些有益于人的事情，但前提是能从自己慷慨行为受益者的认可中得到满足，尤其是受惠者表现出感激与尊敬之情。与虚假利他相并列的是准利他行为，麦独孤认为这类行为源自自我感情的扩展，在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比如，我们热爱一个人并为此产生为某人的幸福贡献一切的心愿。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能从这种为所爱者奉献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自我的获得快乐似乎是利己行为，但是，这种自我感情可以沿着因爱这个人而扩展到爱他的家人、国家等。扩展了的自我感情可以衍生许多动机，推动人们做出可能包括自我牺性在内的种种行为。麦独孤认为这些利已感情的准利他扩张，构成了个体道德特质的极重要部分。这也为道德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个人有能力进行道德判断，认识到现行社会规范并不都是完善的。“行为准则由‘理想行为’调控，个体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动，而不计较周围社会环境的称许或责难”
。＇威廉？麦独孤，1998＇
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们认为儿童的社会化（包括道德发展在内）是与其认知水平的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柯尔伯格认为虽然儿童的理智（智力或逻辑思维）发展是个体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个体道德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个体之间的互动、个体之间直接的道德争论。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随着个体承担社会角色机会的增多，个体的道德经验不断
结构化，不断同化吸收和调整平衡新的道德经验，从而使个体的道德结构产生新的质变，飞跃到新的发展水平。＇KOHIBERG。L；1984＇
五、精神分析学关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研究
弗洛伊德认为成年期人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幼年与父母关系的基础上，儿童期遭遇的重要事件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强调了早年家庭中亲子关系对儿童社会化的重大影响。
弗洛依德认为个体在生命的早期是自恋的。随着个体社会化正常的发展，个体逐步将爱自己的能力发展至爱他人。自恋是一种精神能量，见于生命的早期。个体为了应付与母体分离的焦虑，在一段时期内需要将养育者当成自己的一部份来体验。在这个时期，孩子爱养育自已的人是将其当作自已的一体来爱的。这被称之为原始的自恋，它是一种活命的功能，其目的在于自我保护。原始自恋见于每一个人。随着个体发展的健康，这种爱将会投向他人（客体）。但是，如果投向他人的爱遭受挫折，这种朝向外的爱会折返回自我，这种现象被称为继发性自恋，亦即临床上的病理性自恋。这类人在以后爱的选择中，不是以他者为模型，而是以自我为模型，他们明显地将自我或自我理想作为爱的对象。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成熟起来，就不会长久地保持这种童年期完美自恋的幻觉，他将以寻求理想化的自我来代替自恋的爱。＇弗洛依德文集，车文博译，1998＇
阿德勒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自恋的影响。他认为自恋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尊，而自尊与优越、安全、完美以及成功等社会价值是分不开的。如果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对以上诸方面的要求过高，人们在正常生活中满足不了的自尊就要用病态的方式满足。＇Heinz。L。Ausbacher；
1985＇
霍妮认为神经症人格（霍妮对一切心理障碍和人格障碍的总称）本质上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她认为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她认为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与正常人相比仅是程度的差异。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同样问题，这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杨鑫辉主编，1998＇
近三十年来，国外对自恋的研究非常活跃。1967年杰夫（Joffe）指出“临床上认识自恋和自恋障碍必须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情感，态度，价值和理想是总体心理学很重要的部分，因而研究自恋必须考虑上述因素。”＇Moore
and Fine；1995＇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科胡特（Heinz。kohut）根据他的临床发现，给予了自恋型人格障碍最全面的描述和临床解释。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selfobject）
①科胡特发现这类病人与客体显现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称之为自我客体关系＇Sidney。Weissman；1999＇。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潜意识地将客体当作一个从属于自已的个体，当作自已身体的一部份。这种人际关系表现为严重的自我界限混乱或没有自我界限。
二是无所不能的自身。科胡特 认为在心理发育的早期孩子需要养育者共情（empath）②的接纳和肯定他们带有幻想的雄心； 并允许将养育者理想化。
随着与养育者的互动，孩子学会分别哪些是幻想，哪些可成为真实，并发展出正常的自尊、雄心和自我理想。这个阶段正常发展，才能保障随后与他人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才有能力区分自己与他人。反之，如果养育者不能共情地接纳，就会导致正常发展必需的早期的雄心和理想化父母印象的缺失＇Gandolf。Alnes；1983＇
。缺失导致的后果为此种需要代偿性地加强， 表现为在随后的人际交往中对他者过份理想化，以及自认为无所不能。
三是对赞美的无限需要。
将他人过份理想化反映了早年的心理创伤，是由于病人希望以此来代替自身缺失的那部分精神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全能的神化的他人，并潜意识地将其当作自已的一部份。这类病人，在他们随后的人际关系中出于对早年缺失共情接纳的补偿，以对赞美无限的需要来证实自己无所不能。＇Gandolf。Alnes；1983＇
四是缺乏共情的能力。所谓共情是指能站在他人角度体验他人苦和乐的能力。自恋者由于与他人之间缺乏人际界限，他们无能力去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