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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但我对聂元梓领导下的北大运动一直很不满意。在校系文革委员会的控制下，北大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如果说有浪花，也是因为不时有一些倒霉的学生被扔下水而溅起的，更使人感到压抑。校园里风行揪斗学生中的“反革命”，这里那里的宿舍墙上会突然贴出大字报，抄录着某个学生的“反动日记”，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伙人架着那个学生在大字报前进行批斗。我读后发现，所谓反动无非是小资情调罢了，最严重也仅是流露了对文革的困惑不解，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危。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反对聂元梓而遭到批斗。在这种高压下，时有学生自杀。最使我痛心的是沈达力之死，她就是我刚考上北大时在沪京列车上的那位漂亮旅伴，在未名湖畔服毒自尽。我听说，事情发生后，对立一派的女生在宿舍走廊里幸灾乐祸地尖叫：“307的伙计们，那个贱货断气啦！”我在中文系宿舍外的墙上看见她们贴出的告示，用大号字体宣布：“要把这堆臭肉里的反动灵魂揪出来斗倒斗臭！”当时我心中充满厌恶，深信迫害她的人一定容貌丑陋，她是被嫉妒杀死的。那天夜晚，我独自在未名湖边徘徊，凭吊这个美丽的冤魂。湖面上倒映着淡黄色的灯光，老柳树披头散发地站在湖旁，在风中摇晃，仿佛也在呼叫着她心中的冤屈。
事实上，新北大公社成立伊始，就有一个与之对立而坚决反聂的组织，即井冈山兵团。这个组织人数很少，其骨干分子在哲学系，我不喜欢他们中的若干人，所以从未考虑加入。他们一直在起劲地声讨聂元梓的反动路线，我虽然也对聂不满，但觉得他们调门太高。然而，大约在1967年6月，聂元梓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对井冈山的骨干进行有组织的批斗，此举使我作出了一个判断。我断定，由于她开始镇压群众，从这个时刻起，她的确是在执行反动路线了。其实，对于任何人事争斗，包括当时运动中的派别斗争，我之采取某种立场，往往不是基于清楚的理论分析，而是出于一种本能式的正义感。
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本身也在发生着分化。化学系有一个战斗队，为首者是后来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虽然属于新北大公社，但思想很活跃，一直在从内部批判聂元梓。这个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总是很吸引人，我也十分欣赏。由于这个战斗队的名称是以零开头的，其拥护者便逐渐形成为所谓零派。到1967年7月，零派人数激增，一次举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有人开玩笑说：“老聂现在一定在伤脑筋，要派多少辆大卡车才能把这一小撮抓光。”零派兴起后，北大的面貌为之一变，学生中被压抑的才智迸发出来了，在大字报和辩论会上各显其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大字报重又琳琅满目，大抵是批聂的，极尽讽刺之能事。聂被比作慈禧太后，老佛爷的绰号不胫而走。淘气的学生大写打油诗，有一首影射她与某政要的风流韵事云：“夏菊凋零秋菊开，为比风流眼半斜。”口才好的学生也有了出风头的舞台，后来当上联合之后井冈山兵团司令的牛辉林就是在辩论会上崭露头角的。我对零派的欣赏几乎是审美性质的，我觉得这一派开心，好玩，有生命力。哲学系女生很少，漂亮女生更少，很可惜，我眼中唯一的一位站在了对立面。我为她写了一首题为《保守派的姑娘》的诗：“姑娘，你干吗叫得这样响，还要扯起尖嗓子骂娘？你的脸挺美，你的头脑可真糊涂，那里面装满了保守思想。一会儿你低下头读书，好像挺认真的模样。说真的，我有一个感觉，我总觉得你是在读《修养》。”附带说一说，尽管刘少奇在文革中的经历极令人同情，但我从来不喜欢他写的这本《修养》。
零派从新北大公社中分裂出来已成必然之势，无人能够阻挡。1967年底，零派与小井冈山合并为大井冈山，宣告分裂完成。联合后的井冈山兵团有五千人之众，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周培元被选为第一任总勤务员即总头目。这位老人富有正义感，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受聂压制的学生，但当选不久即在周恩来的劝告下辞职，由牛辉林接任。我在北大文革中从一派转到另一派的经过便是如此，支配我的不是思想，也不是利益，而只是直觉。也许正因为此，无论在哪一派中，我都不是风云人物，而只是一个普通群众。我安于这样的角色，一生中不曾有过成为政治人物的想法，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在这方面既无动力，也无能力。
十八、原罪与忏悔
现在我来追叙一下郭世英在1963年5月之后的情况。
他被从与我对弈的象棋盘旁带走以后，直接进了拘留所。据说他当时火冒三丈，要动手打人，结果是用刺刀押送进去的。在短暂的监禁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月的一天，家人收到了他从监所寄来的信，后来郭平英在给我的信中抄录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里谈出了全部心里话以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一变化来得那样突然，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又笑又哭，只觉得自己变轻松了。”他还说：“以前我们大家在欢笑中团聚的景象一次又一次地浮到我的眼前，一次次我在泪眼蒙胧中看见爹爹的笑，妈妈的笑……这一切是曾被我破坏了的，但我一定要把它们争取回来。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这爱一直偷偷地藏在心里。现在我集中了一年半对你们的感情，它不是文字能表达的，也不是眼泪能发泄的。我只是真心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快活。”由这些话判断，促使他发生突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父母的爱和负疚感，是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世英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又十分敬爱，他曾向我叹息：“我活着有什么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给我父亲就好了。”事实上，在以前因为离经叛道而与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确已经常常感到负疚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入狱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最好机会。至于在思想实质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封信上还看不出来。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郭世英来了！”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把我忘了吧？”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反动”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如同可以预料的，他把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论调之一，他终于也接受了。不过，他看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式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战胜个人主义，就必须改变实践基础，投入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这就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指示挂起钩来了。他在信中摘录了一段日记，其中把自己与麦贤德、焦裕禄这些榜样人物进行对比，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怎样，从不问“我”怎样这种问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却是“我”怎样，即使为人民服务，也觉得这是“我在为人民服务”，失去了“我”字，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实践，基于这一认识，他衷心地呼喊：“到工农中去，滚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个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来说服自己。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个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灭的共产主义。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乏闪光之处。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