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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三、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阴。
我是从屠格涅夫开始读俄国文学的，读了他的小说的全部中译本，包括《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罗亭》、《春潮》、《烟》、《猎人笔记》等，而最使我震动的是中篇小说《初恋》。在那段时间里，屠格涅夫的少女们成了我的精神伴侣，我倾心于她们既优雅又充满激情的个性。接着读托尔斯泰，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巨著外，还读了一些中短篇。我当然佩服托翁笔下场面的宏阔和人物的丰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异乎寻常的质朴，他仿佛只是在叙述生活本身，从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我觉得，他笔下性格和经历各异的男女不论与我多么不同，都是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经验理解的。我还喜欢他对人生的平实而又深邃的思考，体现了这种思考的人物如列文、彼埃尔都使我感到亲切。然后，我又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本是《二重人格》，一次去世英家时他拿给我的，接下来读了《赌徒》、《白痴》、《罪与罚》等。读陀氏的作品，感觉与读托翁的全然不同，人物的神经质，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潮的密集，使人总是处在心惊肉跳的状态中，喘不过气来。世英酷爱陀氏，但我更喜欢托翁。此外，当时我还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果戈理、契诃夫等等。对于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