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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财富带来了空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个别财阀拥有亿万资产，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笑话说某大亨扬言要买下一个欧洲小国，虽有点夸张嘲弄，但并非没有这个实力。另一边是无数穷人在贫困中挣扎，其生存条件之恶劣是美国人从未见过的，尤其是沿海入港城市里的贫民窟，境况惨不忍睹。由于美国的特殊国情，工业化不仅使大批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而且还吸引来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他们大多是欧洲穷人，到美国来寻求生活改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逃避迫害的东欧和俄国犹太人。他们身无分文而来，不可能置地务农，而且美国在1890年边疆封闭后，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分给移民了。这些新移民大多只能滞留在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入港城市，在血汗工厂出卖体力。移民中不是没有精明成功者如卡内基，日后成为钢铁大王，但绝大部分是一辈子苦于谋生，生活改善有待几代人的奋斗过程。
财富增长所凸现的社会冲突迫使许多美国人思考进步与贫困的关系。亚当·斯密等老一辈启蒙学者曾经相信，只要增加物质财富的创造，社会就会进步。现在科技突飞猛进，生产能力变得如此巨大，人类对自己新近释放出的能量简直有点目瞪口呆。在参观了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后，连孤芳自赏的亨利·亚当斯也不得不赞美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和成就。谁能说这不是进步呢？一切都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但是进步难道不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吗？现在少数人的财富和多数人的贫困反差如此之大，这到底算不算进步呢？这样的进步是福还是祸呢？工业进步真的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吗？目前的困境仅仅是进步过程中的暂时挫折呢，还是前途堪忧？是耶非耶？众说纷纭；“进步”这个概念成了那个时代的思考焦点。
亨利·乔治是1880年代美国名气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印数高达两百万册，在平民运动和劳工运动中影响尤为巨大。乔治的主要观点是：所谓的进步给大众带来的只是贫困，原因是土地被垄断了，而没有土地的人无异于奴隶，甚至比奴隶不如。他的建议是将所有的税收合并为一项单一的土地税。当时很多无地的人都非常信服他，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能证实他的理论，于是他很快被遗忘了，就像他迅速成名一样。
卡内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承认美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但是他认为贫富悬殊是财富增长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前文明的社会才可能处于原始平等的状态。社会在进步，这点不容置疑。财富并不可恶，关键在于有产者如何处置财富。他反对将财富作为遗产传给家人或留给社会，因为遗产到别人手里往往被愚蠢地浪费掉。花钱和挣钱一样需要智慧，会挣钱的人应该在生前就将财富明智地用于为社会服务，不是化整为零地广布施舍，而是建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益事业，为力求上进的人提供阶梯。与清教领袖温斯罗普的观点一样，卡内基也认为富人拥有的财富只是临时托管而已，最终还是要归还给社会的。洛克菲勒在1907年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言称；“我受上帝的信任托管他人财物，我因此觉得继续为公司的福利服务是我对上帝和公司投资人的责任。”不过要解决人类社会这么大的问题，仅仅诉诸于富人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对滥用权力的防范不能诉诸于掌权者的自律一样，更何况也不是每个富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和自觉。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
法国革命前不久，法王路易十六问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该做些什么能够使我的国家繁荣起来呢？”答曰：“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Laissez faire（被译为“自由放任”）从此成为旧式自由主义的代号。自由主义确实是消极看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也并不是完全放手，很奇怪当初为什么不将它译为更加中性的“无为而治”？
自由放任既解放了生产力，也释放了贪婪和不平等的能量。生产一旦获得突破和重组，财富来得太多太快，美国人的心理难以跟上。同时，农业经济时代的制度也尚未准备充分来解决一个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面对一个似乎已经变得无法控制的世界，整个社会的思想都陷于困惑迷茫，人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传统是否合理明智提出了质疑。
其实，经济上绝对的自由放任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贫富悬殊，这不能不说是旧式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否则它也就不会、也不必演化到现代自由主义了。这一缺陷源于自由主义两大理想——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所以仅仅攻击为富不仁解决不了问题。假设所有的富人都遵纪守法，取财有方，只要听之由之，过不了多久，也必然形成贫富分化，而且越演越烈，就像霍布斯描绘的政治上的无政府必然导致绝对主权一样。个中理由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的能力存在着类别和大小的不同，其自由发挥的结果势必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财富的获得。除非人的才能完全一样，或者被限制得完全一样，才有可能达到结果的一样。但限制个人才能的发挥对个人来说是否公平还是小事，可以想象，一个有才不用、甚至压制人才的社会将蒙受何种损失。麦迪逊认为，结果的一样是不足取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保护个人发挥其才能的自由，而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最本质的含义。任何社会都会有利益和阶级的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任何竞争中，有人胜出就必然有人落第，有人富也必然有人穷，再加上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再生能力，富者与穷者的距离拉大也就在所难免。有正常推理的人都不难看出，由于人在能力上生而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使之完全平等，所以只要有发挥各自才能的自由，就必然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这听来很是无情，然而承认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及其后果，并不等于接受这一物理中所包含的不合人的情理之处，人类社会不同于原始丛林也正在于此。人类产生平等的愿望，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且人们也认识到，只有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是公平合理，长治久安的，所以如何缓解贫富悬殊、纠正经济不公、维持社会和谐、保护自由民主，便成了美国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左中右的社会反应
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资本进入垄断的时代，人称“镀金时代”。在这个“强盗男爵”主宰的时代里，整个社会弥漫着庸俗的拜金主义气息，物质利益至上，精神空虚，政治腐败。到1890年代，农民反抗运动已经延续了相当时间，1893年的经济萧条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罢工浪潮迭起，劳资争端常常以暴力镇压结束，社会动荡不安。美国人一向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如此史无前例的经济极权对他们是太大的冲击，反应和态度也就大相径庭，大致可以分为保守、激进和中间三类。
自称“老卫士”的保守立场是固守美国体制，坚持自由放任，欢迎新的经济形势，为财富的现状辩护，其理论基础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著书立说之时，在英国的自由主义内部；“有原则的干预论”似乎已经占上风，这使他觉得有必要重新强调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其实就自由主义理论而言，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解放个人潜力，本身并不排斥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执政的贵族不懂经济，只会把经济引入歧途。斯宾塞反对国家干预是立论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区分，他将包括经济和各阶层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具有天然分工、有机发展的整体，而国家则是个外在的强制机构，国家的发展永远赶不上社会的发展，所以国家的干预通常是对社会自然发展的粗暴干预，结果是破坏性的。
斯宾塞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萨姆纳，从他的两篇代表作的标题就可以大致看出他的观点：《社会各阶级之相互依存》（1883）和《重造世界之荒谬企图》（1894）。萨姆纳确信进化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最有能力者获得最大回报是天经地义。人类根本不可能违背这可以称作上帝法则的自然法则，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法则。萨姆纳将新教伦理、古典经济学和进化论三相结合，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然主义式的加尔文主义。这种思想和加尔文主义一样具有宿命论倾向，认为人生本是一场奋斗，这世界不欠任何人的。一个人只有努力培养新教提倡的那种伦理和品质，才有望在社会竞争中获胜。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进化论，进化是竞争的产物，而在生存竞争中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与美国传统价值相违背，萨姆纳说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要么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前者促使社会向前，并有利于其最优秀的成员；后者使社会倒退，有利于最次的成员。他反对使用国家权力来改变这一自然法则，坚决维护自由放任。
出于同一原理，他极力批评福利政策，理由主要有二：1）福利政策的本质是国家通过税收将一部分公民的财产拿来送给另一部分人，由于最富的人永远有办法不纳税，所以纳税的主要是中产阶级。萨姆纳称他们为“被遗忘的人”，认为他们是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省吃俭用者。政府把他们稍微多余的资金用来分给最底层的贫民，等于判定生存竞争中的努力有成者欠了一事无成者，